从官到民：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

中国经济时报舆论调查中心和某网联合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权力缺乏监督，腐败猖獗”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同时进行的“两会焦点”调查也表明，“反腐败”是代表、委员最应该关注的头号问题。

在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这种深切感受之中，不仅蕴藏着历经千年不绝如缕的沉重回响，也寄托了开启未来之门、建立现代文明的殷切期盼。

中国虽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但小农经济落后分散的生产方式，由上到下金字塔式庞大的官僚统治，决定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必然结局。即便是所谓的圣主明君，也难以改变苛政猛于虎、奸吏滑似油的现实。而改朝换代，不过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对生活在最底层的芸芸众生来说，“谷贱伤农，谷贵饿农”，“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几千年历史就是这种绝望的循环往复。孙中山先生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理念，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但在中国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之中，软弱的资产阶级既无法主宰自身的命运，更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最终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憾。东方雄狮起来伸了个懒腰，又倒下酣睡了。中国最终与发轫于欧洲，潮水一样涌向世界各个角落的近现代文明失之交臂。

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大地才像陶轮一样翻转了过来，人民民主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但苏联僵化体制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公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制，国有制又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权力所有制；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长官意志，长官意志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意志。尽管自信找到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怪圈的法宝，找到了克服私有制和大生产矛盾的秘诀。但结果是运行30年之后猛然发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饱尝官僚主义折磨，成为特权之外普遍贫穷的牺牲品。

邓小平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奇迹”的第一华章。开放就是新形势下“开眼看世界”，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思想观念；改革就是改变传统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改革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端，更多地让市场配置资源，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形式结合的分配方式，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意愿。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城市里的企业行业改革改制，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国际贸易，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6％，是同期发展中国家速度的两倍，发达国家的三倍。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与改革开放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历史并没有终结。非公经济虽然已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但就技术和管理而言，要承担参与国际竞争的重任尚须千锤百炼；国企改革举步维艰，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序幕刚刚拉开，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劣质服务、霸王作风，使消费者深受其害；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有50多个国家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完全确立，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管理办法时有回潮；至于建立比较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受到增长和繁荣的成果，让孩子们上得起学，家里有病人了能得到及时治疗等等，则更是刚刚破题，改革的任务还像山一样横亘在人们面前。

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互为表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人的根本是人自身，即来自人，通过人，并为了人。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是对现实中官本位、政府主导、利益特殊集团化的矫正，又是对历史上传统政治智慧的提炼和升华，预示着未来人类社会从官到民的崭新政治文明：通过国有经济战略调整，财产更多地从边界模糊的国有变成清晰可见的民有；限制政府权力在法治框架以内，由自上而下发号施令转变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增长成果的分享由特殊阶层逐步拓展到社会全体。只有当人真正成为主角之后，社会的和谐才是公平公正的，才能够持久。

而当务之急是反腐败。如果不把反腐败从理念落实到制度层面上，压缩“寻租”空间，消除腐败赖以滋生的温床，社会分化严重、矛盾激化加剧的势头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也只能是一个理想。这是严峻的考验：中华民族只有像传说中的不死之鸟，不停地在火葬的柴堆上焚烧自己，才能于劫灰余烬之中诞生新鲜活泼的生命！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是没有历史的民族，在时间中得不到拯救。未来不取决于河东河西的轮回和宿命，而是取决于今天人们对问题的识见、勇气和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站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门槛之上。■焦点评论■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