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化道路之争缘起于政府新工业化政策导向与地方政府对新工业化政策的不同认识与实际操作之间的深刻矛盾、学界经济增长理论之争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现实所处阶段的认识分歧。争论的导火线是“新重化工业阶段论”的提出，焦点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究竟该怎么走。其中重化工业化、服务业———工业化、比较优势论、高加工度化四种新工业化道路展开了激烈论辩。

能否越过重化工阶段

成为争论焦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政府提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地方却出现了重化工业化热潮，因此，一场关于中国新工业化道路究竟“新”在哪里的论争席卷政府、企业与学界。争论从2004年下半年进入高潮。11月下旬，吴敬琏呼吁警惕片面发展重化工业，然后是厉以宁认为中国的重化工业阶段不可逾越。其后，《经济日报》的《理论周刊》开辟了“我国工业重型化之路怎么走”的专栏。

2005年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吴敬琏反对过分依赖重化工制造业，龙永图提出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2005年《中国发展观察》第2期发表赵晓《中国能越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吗———“十一五”的一个重要问题及其争论》，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年会预备会上，吴敬琏指出：重型化经济增长实际是旧式的工业化道路；樊纲则认为重化工业化是必然选择；杜大伟指出，中国无法模仿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2005年8月20日《商务周刊》开辟了《工业化道路大论争———专访吴敬琏、林毅夫、李佐军》专栏，吴敬琏发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解与扭曲》，反对将“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同于重化工业化，认为目前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并非市场自主配置资源的结果，否认重化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认为工业化中后期不是重化工业居主导地位，而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主张新工业化主要应该是服务业———工业化。李佐军发表《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力挺重化工业化。认为根据历史分析，重化工业化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中后期之必然；根据国情分析，重化工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定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根据实践分析，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林毅夫发表《谨慎对待“重化工业热”》，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目前加速重工业化并非产业升级的自然结果，而是走进了岔路，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国应该主要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资源禀赋升级之后，产业结构方能够随之升级。

2005年赵国鸿在《宏观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重化工业化”之争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认为由于定义与统计标准的问题，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贡献被夸大了。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化，不存在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现在正向高加工度阶段转变。建议不要再用重化工业化的提法，用高加工度化产业来概括电子信息产业、机械、汽车、生物医药工程、精细化工等发展较快并且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群比较科学、合乎实际。

2005年底，刘世锦发表《正确理解“新型工业化”》的回应文章，对重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作出澄清。文章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先例；我国大量需求的重化产品，不可能主要通过进口解决；重化工业并不都是高消耗、低效率，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新重化工业化阶段的投资主体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属于市场选择；增长方式问题本质上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并不与特定行业相关。因此，“新”“旧”工业化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是否要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而在于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

2006年仍在继续争论，没有获得一致，但有其底线与共识，即新工业化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企业是新工业化主体，应使政府职能切实转移到提供公共服务、信息指导和战略规划上来；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以信息化带动并加速工业化，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应该在新工业化之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种底线与共识使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歧义严重的概念之争，而在实质上达到了对新工业化道路内涵的某种认同。

在这场新工业化道路之争中间，有以下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