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自然灾害，能预测预报则最好；无法预测预报的，就只能在灾害发生后尽量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这当然是人类应对全球变暖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可以采取的基本方针。但对中国来说，无论采取什么具体办法，面临的困难都会比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更大。

由于人类对全球变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变化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对不少异常气候和灾害的成因和相互关系还缺乏了解，更谈不上作出准确的预测预报，很多应对措施和经验具有盲目性、偶然性，只能量力而行。对财力雄厚、资源丰富的富国来说，投入更多的钱财和资源，在发展中留下更大的余地，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但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又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往往面临着两难选择。

要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就得增加粮食和物资的储备，建造防灾抗灾的专用设施，提高建筑物的抗灾指标，将居民和重要设施迁离潜在的灾区，新的建设项目避开可能的灾区。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和物资，投资往往会成倍甚至成十倍地增加。例如江河堤坝等水利设施的抗洪标准当然越高越好，将抗50年一遇洪灾的标准提高到抗100年一遇、500年一遇，甚至1000年一遇，标准越高，安全越有保障。但如果标准定得太高，投入的资金超过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也是一种浪费。究竟采用什么标准，还得全面权衡利弊，包括平衡近期和远期的投入效益。中国能用于建设和发展的资金是有限的，近年来在社会保障、农业、教育、科技、国防安全等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在防灾抗灾方面投入多了，势必影响或推迟那些方面的发展。中国在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时，显然不能不认真考虑全球变暖这一因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京都协议》在确认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前提下，规定了各国削减排放量的目标。目前中国的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只是由于中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而没有承担削减的义务。从中国和平崛起和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目标看，中国迟早要承担削减义务。但严峻的事实却是，由于中国的人均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量远低于美国，利用率也低于美国，一方面中国不得不继续扩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量，另一方面又很难将利用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如果现行的发展模式不作根本性的改变，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必定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成为众矢之的。要是中国继续热衷于当“世界工厂”，一些地区继续追求某些制造业的世界第一，这一天会来得更早。(作者：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