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质量效益，必须切实搞清楚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主体定位、职责任务、素质能力及其培养的瓶颈所在，才能对这一战略性工程进行科学设计。

增强培养对象的科学性

迄今为止，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对于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要性，但对于什么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各国军队仍认识不一，我国军事学术界也理解迥异。

目前，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是以“联合事务军官”，包括联合作战指挥官和参谋军官为主要目标，在有关部门和部队设置了约9000个联合事务军官职位，并对联合事务军官的地位、作用和职能，以及选拔、培养和使用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美参联会将其“联合事务军官”的军事教育确定为5个教育级别。

我军对“什么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认识，当前大致存在三个“误区”：一是“神化 ”，认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就是高级指挥员和领率机关人员；二是“泛化”，认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包括所有参与联合作战行动的各级各类人员；三是“简化”，认为现行的初、中、高三级指挥院校培养的就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通常说来，联合作战是指“两个以上的军种或两个以上国家、政治集团的军队，按照总的企图和统一计划，在联合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共同进行的作战”。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将“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其中既有高强度、中规模的信息化局部战争，也有低强度、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反恐作战等，这些军事任务和作战行动，大都需要多个军兵种联袂实施，因此我军联合作战的含义较为丰富，范围比较广泛。

根据我军权威性法规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未来联合作战的实际情况，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似可划分为“两类”，即在各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任职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以及虽不在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任职，但经过联合作战指挥和参谋业务专门培训，具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取得联合作战指挥任职资格的联合作战指挥储备人才；“三层”，即战略层次、战役层次、战术层次联合作战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四岗”，即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中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岗位上的指挥员和相关人员。与此相适应，在培训任务分工上，实行初、中、高三级“接力递进培训”。

增强培养目标的指向性

人才培养目标是引领教育行为的“风向标”。确定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目标，最根本的是应着眼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职责任务需求。能够有效履行联合作战指挥的职责任务，即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根本培养目标；离开职责任务的需求谈培养目标，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军事思维等方面的差异，目前中外军队关于联合作战指挥人员的职责任务在内容和表述上也有不同。按照我军现行条令条例的规范、相关专著的论述尤其是我军未来联合作战的实际需求，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人员职责任务似可概括为五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联合作战情报。这是进行联合作战决策、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实施联合作战控制和搞好联合作战协调的重要依据，也是联合作战指挥人员的首要职责。二是进行联合作战决策。这是联合作战指挥活动的核心内容，也是联合作战指挥人员的基本职责和中心任务。三是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四是实施联合作战控制。这是联合作战决策和计划得以实现的关键。五是搞好联合作战协调。

设计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紧紧围绕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上述使命任务的需求。当然，在具体操作时，还应考虑到不同岗位的需求差异，重视人才群体目标的优化组合，实现培养目标的精确定位。

增强培养体系的适应性

任何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体系的建构，都必须把人才素质能力的提高作为根本的标准和尺度。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军队十分注重对指挥军官包括联合指挥参谋人员素质能力的研究、细化和界定，并以此为基本依据构建相应的人才培养体系。比如，美军颁布的《美军高层领导与指挥》条令中，要求美军中高级指挥官包括联合指挥参谋人员应具备5 种素质和19种能力，并构建了比较系统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教育培养体系。

我军对军事人才素质能力需求的研究，在准确性和具体性方面还显得不够，往往局限于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等几个方面的定性描述，过于笼统。当前十分紧要的问题是，必须根据未来我军联合作战指挥的实际需求，以有关文件为指导和依据，进一步准确、具体地界定和规范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素质能力要求和构成。比如，除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等方面的基本素质外，还应在洞察素质、认识素质、专业素质、交往素质、信息素质，以及决策能力、预测能力、创新能力、直觉能力、协调能力、判断能力、交往能力、语言能力、教导能力、信息能力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要求和标准，并以此为基本着眼点，进一步优化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训内容、组训模式、教学方法、评估机制等，切实增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体系的适应性。（孙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