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罗基大街的房子》剧照

以色列，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既熟悉而又十分神秘的国度。之所以熟悉，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世界上第一批，也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949年起以色列即是联合国成员国，在世界事务中曾长期积极寻求和推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1971年10月25日，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并驱逐台湾的提案时，以色列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1992年1月23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从以色列电影总体而言，它的电影行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遵循主流路线。不管国家如何变化，也不管它的电影经历了多少曲折的道路，以色列电影却始终保留着传统的民族电影风格，自然的人们对以色列电影的赏析也就更多地关注它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

早年以色列电影多为充满政治意味的纪录片和剧情片；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量充满人文气息、具有不同风格的艺术电影不断涌现。所以，政治与社会现实在以色列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和转变。

1912年俄籍犹太人雅可布·本多夫拍摄了第一部短纪录片《埃尔兹的犹太人生活》。从1923年至1947年生产了一些半纪录性影片，主要有：《犹太军团》(1923年，导演雅可布·本多夫)、《这里就是埃尔兹》(1933年，导演巴鲁奇·阿加达迪)、《圣地》(1934年，导演克伦·海耶松)、《伟大的诺言》(1947年，导演约瑟夫·莱斯泰)、《我父亲的房子》(1947年，导演赫培德·克林)等。

以色列第一部故事片《休战》拍摄于1950年，导演是阿玛尔。此后，随着海尔兹利亚兴建的第一个制片厂，陆续拍出了不少故事片，有约瑟夫·克鲁姆哥尔德导演的《脱离邪恶》(1951年)；T.迪金森导演的《24号高地没有回答》(1955年)。五十年代拍摄的希伯来语故事片有《琼哈丹·与泰利》(导演亨利·许内德)、《丹娜不知怎么办》(导演巴鲁奇·迪厄纳尔)。

以色列在六十年代摄制的18部故事片中较为知名的有《月球上的一个洞穴》(1965年，导演乌里·佐哈尔)、《牢记》(1964年，导演阿尔特维斯)等。所以，我们通常在谈论以色列电影发展史时，往往把1960年前出品的电影定位为是以色列电影史的“前历史时期”，而1960年作为以色列电影史的开始。

以色列在1954年通过了奖励民族电影生产和必须放映以色列短片的法令，1961年成立海法电影资料馆，1969年成立民族电影生产基金供给协会。特拉维夫有两家制片厂，耶路撒冷有一家。

七十年代以色列年产故事片大约15部左右。主要有《小木鸟》(1977年，导演罗辛比尔克)、《维恰尔案件》(1979年，导演阿弗拉姆·赫弗纳)等。其大部分影片是反映非犹太人的情节剧和喜剧，而这些形式的表现也使得以色列观众对本土电影的热情高涨，促使了以色列各个电影院的上座率达到史无前例的纪录。

八十年代，以色列电影行业深受政治因素主宰，观众对本土电影的热情也随之消退。在这段岁月里，以色列电影工作者们力图把视点表现在涉及巴以冲突的题材上，并讲述着严肃和意义深刻的故事。

近年来，多位活跃影坛的以色列导演，不再将政治和宗教的主题放在首位，而是放眼于对周边人的关爱，如人的基本生活和尊严等问题，显示出电影工作者的道德勇气和胸怀。同时，他们的作品也在各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如《阿维娅的夏天》曾获得1989年柏林国际影展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新写实主义作品的《妓海苦雏》曾获2004年戛纳影展金摄影机奖；儿童心理电影《阿邦的前半生》；反映新一代以色列青年心声的青春爱情喜剧《特拉维夫的情事》；表现一种新的以色列文化特色的影片《晚婚》以及描写一个缺少威严父亲的家庭情节剧的影片《受伤的翅膀》等。

随着以色列电影的发展，以色列新电影法的公布促使着每年的本土电影拍摄量大幅度的增加，电视台在注意到播放本国电影的收视率不错的同时，也逐渐开始为电影行业注入数目可观的资金。以色列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对本国电影工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电影艺术家们不再仅是从单一的民族主义和民族风情题材的创作风格，而逐渐转向多元素国际化的创作形式。

以色列电影中心是工商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旨在促进本地和外国制片人在以色列拍电影，并提供各种服务，如安排业务洽谈，提供鼓励资金等，这些都很有利的推动了本土电影走向国际化的发展，促使以色列电影出口量年年增加，赚回了更多的外汇，还吸引了一些外国影片、合拍影片纷纷在以色列选拍外景。

电影是无国界的，只有全世界电影观众的参与才能够体现出它的价值，才能够称为艺术品。我们坚信，在以色列电影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以色列电影将会不断的发展壮大。(毕于臣 感谢以色列驻华使馆提供部分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