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挑战”，该篇文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目《中国职业教育现状及其发展研究》，本篇文章执笔人员：潘晨光、娄伟、李萌、骆克龙、王灿发、马蔡琛、方惠；该研究项目的参与人员有：潘晨光、娄伟、李萌、骆克龙、王灿发、邓春玲、马蔡琛、方惠、李晓琳、袁媛、惠鸣、杨俊、邱询昱、郭晓亭、夏薇、闫钟、杨柏、董守义、张凯、禹建强、何敬中、艾娣雅、方虹、谭宏琳、郑涛、彭斌、李木杰、冯克、李茂、田盈、张佑林、魏永秀、李明慧、张利芳、骆智勇、王春玲、段颖、徐彪、李建国、魏春明、丁国锋、李菲、邵全红、王娟、吴燕、乔兰、邵红艳、王静、迟桂君、周智涛、禹建萍、董险峰、陈静、申鹏程、郑效其等。

一 研究背景

目前，在西方一些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中，职业教育历经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与推动，已逐渐发展成熟并得以广泛推广，职业教育被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为政府的教育职责和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人才竞争成为竞争的焦点之一。此外，由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从业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很多国家也面临着就业和失业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对人才的教育进行了重新规划，职业教育作为规划的重点，凸显出它越来越强的现实意义，并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与重视。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汉城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会议主题为“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未来的桥梁”。这次会议将“技术与职业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很多国家都对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都非常强调和重视职业教育，伴随着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也都具有一定的数量，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历经“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三个阶段，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使得职业教育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其重要地位。目前，我们正进入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受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制约，选择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同时期的发展重点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职业教育对缓解教育危机和降低失业的功能还没有被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从职业院校自身的发展来看，也存在诸多问题。一些部门由于对我国职业教育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导致出台的政策可能并不真正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在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对职业教育深刻特征以及未来发展挑战的揭示上也亟待进一步深入。事实上，相比其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我国当前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需求更为迫切：一方面是因为愈来愈严峻的就业压力和劳动力市场上技能人才的匮缺 2000~2006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从107万人迅猛攀升至413万人，预计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495万人。而毕业生的就业率却持续下滑，从2001年、2002年的80%下降到2006年的726%。普通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职业技能，不能适应职业市场的需要，我国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大量缺乏（参见《95万大学生明年毕业，比今年增加82万人，六举措助推大学生就业》，2006年11月21日第1版《人民日报》）。，当前职业教育还远远未能满足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我国的体制转轨和产业转型亟须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新兴技能的培育，特别是能力本位学习、新兴产业的技能培训和行动导向学习等，职业教育是承担该重任的无法替代的角色之一。

职业教育对一国经济、社会甚至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意义，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广泛关注，大量早期研究文献多集中在职业教育的概念与界定 一些国家称“职业技术教育”为“职业教育”或“技术培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技术与职业教育（TVE）”概念。（Edward J Meade，1966；Marvin J Feldman，1966；门振华，1988；刘春生，1989）、职业教育的功能（Foster, PJ 1965；Blaug，1973；Grubb ete.，1983）；以及职业教育和经济的关系论证（Tilak, JBG，1988；牛征，2002；萧今、黎万红，2002）等方面。职业教育对人力资本定位有着深刻的影响， Yang, Jin（1998）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培养的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工作技能，“专用性”较强，受过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源流动性相对较低，而普通教育创造的人力资本更具“一般性”。职业教育还能够提高公平，并能够调节社会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认识，增进对实践和理论知识的认识（Grubb，1983）。Tilak, JBG（1988）通过对职业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发现职业教育有可能增加其他生产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个人收入和推动经济增长。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的课程理论和自身发展模式开始得到广大职业教育研究者的重视，他们从早期关注的职业教育的定义、分类、特征、功用等一些静态性的论述上，逐步深入到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开发机制、发展路径等动态性的研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是最近几年来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Balogh（1969），Bennell（1995），Mundle（1998），Bennell 和 Sergerstrom（1998），Blaug（1973），Crane（1965），Foster（1965），Tilak JBG（2002）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区域对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进行了研究。Lillis, K 和 Hogan, D（1985）指出，职业教育能够部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职业教育可以“减少失业，对学生就农村社会态度问题进行再教育”，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传播就业技能和改善就业态度，弥补城市和农村年轻人发展的先天不利条件。在Mundle（1998）对东亚中等职业教育经验进行回顾，得到的结论认为，一个地区职业教育的招生量出现会有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大约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左右，此后，职业教育在高中教育中所占比重会下降。刘建同（1999）和柳艳鸿（2003）认为，美国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和职业教育的法制化可以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很好的经验借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很多国际机构也都定期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和课程设置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另外，近几年来所兴起的职业教育与心理学相互通融所产生的职业教育心理学这一全新的研究分支（黄强，1991；郑日昌等，1999；刘重庆 2001；冉苒，2004），以及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与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范开菊，2004；肖盟，2005；眭平，2005）、职业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孙锦茹，2005；姚少怀，2006；陈斌，2005）等也是当前我国研究的重点。职业教育向纵深发展的研究和相关学科的扩展，已形成了跨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

综观整个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践，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无论是建构系统、内容完整、方法科学的职业教育学，还是从职业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开发模式选择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而且我国对职业教育进行较大规模的调研不多，职业教育的发展动态缺乏及时全面地把握，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需求和高度重视的背景下，组织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对我国的职业教育现状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研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鉴于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的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博士后办公室动员组织了20多位博士后，对北京、山东、重庆、广东、河南、安徽、山西、大连等省市的32所职业院校进行了调研，调研涵盖了中等职业学校、技校、高等职业院校的多个门类，在学校规模上，既有几万名学生的大规模学校，也有几百人的小规模学校。通过此次调研，对我国职业技术院校的现状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同时对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分析总结。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充分发展，推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能力建设，完整国民教育体系的科学和谐构建，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