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一书是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召集众门客所编撰的一部政论书。战国时期七国争霸、变法图强的社会环境，使得士人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求人》所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所以，各国都在招贤纳士，延揽人才。秦相吕不韦也非常重视人才，曾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学习“战国四公子”，也广招门客，数量达三千人，其中李斯、甘罗等人，就是吕不韦从底层提拔、任用的杰出代表。吕不韦这样做的目的，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就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一 论士的篇章与类型

战国诸子著作，多有论士文字，《吕氏春秋》号为“杂家”，其著作，可谓集先秦诸子之大成，其中论士方面的内容丰富，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察贤》、《期贤》、《下贤》、《论人》、《求人》、《知士》、《爱士》、《举难》、《士节》、《士容》、《忠廉》、《介立》、《诚廉》、《直谏》、《报更》等39篇，几乎占全书160篇的四分之一。

《吕氏春秋》是一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士论、人才论。该书论士较多地具有儒学特色，在中国士文化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对后世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对今天仍有较大的借鉴与启迪意义。

士是中国文明的创始者，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在文化传播、教育普及、文学创作、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钱穆说，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马克斯·韦伯说，中国的士人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之前，其论士带有战国时代的特点，由于它是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谋划治国方略，所以其论士也带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色彩。

《吕氏春秋》一书中所涉及的士人类型较多，有“有道之士”、“国士”、“士民”、“秀士”、“名士”、“豪士”、“天下之士”、“三军之士”、“贤士”、“直士”、“布衣之士”、“智士”、“廉士”、“卿士”、“士大夫”、“自耕之士”、“野士”、“文学之士”、工商之士、“魁士”、“学士”、“列士”、“仁士”、“通士”、“达士”、“巧士”、“精士”、“辩士”、“论士”、“察士”、“女甚士”、“瞑士”、“死士”、“哀士”、“诸侯之士”、“士尉”、“兵士”、“理义之士”、“卒士”、“强识之士”、“葆力之士”、“极言之士”、“大夫士”、“古之士”、“东夷之士”、“善谀之士”、“诬悖之士”等众多类型，可谓是“济济多士”，不过，从士文化史的角度看，这时期的士基本上属于游士。

二 对贤士作用的认识

《吕氏春秋》一书中对贤士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对其在治国安邦的作用有比较多的论述。如《期贤》说：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谨听》说：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本味》说：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知度》说：任人，则贤者毕力……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贤士的作用有如此之大，但其主要功能只有两点：一是辅佐。天下之大，事务至繁，以君主一人之智力、精力，是管不了、也管不好的，这就需要选贤举能，授权管理。二是进谏。《吕氏春秋》一书中将臣士谏议对社稷安危存亡的重要性提得很高，《似顺》说：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先识》说：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直谏》说：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达郁》说：故圣王之贵豪士於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而进谏又是“忠臣廉士”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恃君》说：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关于进谏的功能与理论，刘泽华在《先秦士人与社会》一书中的“为社稷论”、即以《吕氏春秋》一书中的《贵公》为例，“疏导论”以《达郁》、《开塞》为例，“补短论”以《用众》、《自知》为例，“以臣为镜说”以《达郁》为例，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第81~86页。这就说明《吕氏春秋》一书中不但重视进谏，而且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进谏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