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义务教育，顾名思义，核心在“义务”二字，即由政府免费提供。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腰缠万贯还是流离失所，无论你被尊为显赫还是被鄙为低贱，在受教育方面，都拥有同样的权利。2006年9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实行，这意味着，这一梦想离中国人越来越近。

    由此上溯到20年前，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被认为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义务教育的现状离国人期待还有差距。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当年教育政策制定者们的想象。

    本期访谈，我们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柳斌先生。1985年，柳就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此后，主管中国基础教育十余年，他是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督学，是义务教育的监督者。中国义务教育风雨20年，今天面临的问题，在20年前根本不曾设想，其中的无数故事，以及诸多问题，柳斌了然于胸。

    义务教育，这20年为何这么难？

    ——对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

    如何评价中国20年的义务教育？

    9月末的一个下午，在教育部的一个办公室，长时间沉默后，69岁的柳斌用3个“难”来形容：“办教育难，办基础教育更难，一个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更是难上加难！”

    20年前的承诺

    让中国人接受义务教育，一直是一个美丽的梦：共产党建政之前就带着这个梦，之后掌握政权，梦有可能变成现实。

    早在1956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十二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就提出，“7年内在全国基本上普及义务教育”。然而此后风波频仍，未能实施。

    相反，1977年，全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6.5%，到了1982年却下降到93.2%，其中农村由90.8%降到62.6%，虽然1980年代初期中央几次下文加强基础教育，但收效甚微。

    如此状况下，国家决策层决心用强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毕竟，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无法回避的义务。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

    而大方针初定，却在“钱”字上面遇到羁绊：国家无力承担全部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部分只能向社会收取。

    记者：1985年制定义务教育法的具体背景是？

    柳斌：“文革”后，小平重视教育，说要当教育的后勤部长。在他的推动下，很快就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确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1985年5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来国家教委在1985年成立，成立这个机构就是要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柳斌出任这个新机构的副主任。

    当时开会的时候，副总理万里说，如果我们经过5年努力，到1990年，能使除了京津沪三大城市外，还使沿海的几个省份普及义务教育，普及的人口就相当于两个日本，一个美国，大家听了都很振奋。

    柳斌：后来，国家教委确定我做义务教育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当时有人认为普九太早了，只能普及五年义务教育。但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因为“文革”前即已经提出了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1982年教育部就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这时候怎么能只普及小学教育？

    记者：制定过程中是否有不同意见？

    柳斌：在是否收杂费的问题上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杂费不要收了。一算账，杂费有6个亿，1985年的6个亿是很大一笔数字，国家拿不出这笔钱。全国人大讨论后，决定还是只写免收学费。而且以前的杂费确实很低，没想到后来慢慢地越收越多。

    确实，正如柳斌所说，义务教育法中“免收学费”不免“杂费”的规定，日后成为乱收费的一个借口，“杂费”雪球越滚越大，是个“无底洞”，甚至成为一些贫困儿童的梦魇，这在当时，是没有料到的。

    柳斌：当时制定义务教育法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先把最主要的原则确定下来，法一出来，有人说这是“豆腐法”，软法，因为对投入没有硬性规定。后来我们和全国人大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的大原则已确定了，具体的硬性规定很难出台，大家还是要把认识统一到执法上。

    从一开始，因财力所限，义务教育就没能做到免费。当时，决策层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各级政府，而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距又造成了教育鸿沟。

    柳斌：我们想，要实现9年义务教育，只能依靠人民办教育。一靠农村教育附加，按农民前一年的纯收入征收，比例是1%-1.5%，这个钱是拿来改善办学条件和聘请民办教师；二靠农村教育集资，这是建校舍的钱，因为农村的学校国家没有专项拨款，不纳入基建计划，纳入基建计划的只是城市学校，农村只能自己管自己。

    这种方式，一方面满足了农村群众子女受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我们的20年义务教育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取得的成就。

    在农村是农民教育农民办的思路，来缓解经费矛盾，在城市，则是鼓励企业办学(这几乎占城市教育规模的40%)，并且都也写进了当时的教育法。农民和企业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义务教育的承担者。

    记者：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吗？

    柳斌：今年制定的义务教育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记者：在之前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柳斌：就是没钱，财政没钱。我国财政在很长时期内是企业投资为主体，财政作为社会公用事业投资主体的角色长期未能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