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国际上衡量传统现代化的评述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一些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就在不停地探索如何设计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在全球的工业化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可以应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去测度该国的现代化程度。这种测度的进一步定量分析，曾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描述。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

    （1）1960年，在日本的箱根，召集了一次“国际现代化会议”。会上比较广泛地讨论了涉及国家现代化的有关问题，并且提及全球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应当说，此次国际性会议的世界影响是有限的，几乎淹没在其后汹涌而来的全球大发展的浪潮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8项指标作为衡量和比较现代化进程中的水平和阶段。

    （2）1966年，研究现代化很有成就的学者布莱克，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10项标准。应当说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在发展上的巨大热情，引发更多学者去认识和关心这种发展势头，并企图用简单的量化指标去进行评估，此种追随时代前进所引发的涌动，说明了学术研究对社会和时代的关心。

    （3）20世纪60年代，坎特里尔在其著作《人类事务模式》一书中，对现代化的趋向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为了测量社会发展的全等(趋同)程度，他利用11个“结构变量”所构成的复合指数，测量了14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按照其中每个指标的排列次序，将各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转变为一个从0~1的表。从中可以比较一个国家的相对现代化程度。

    （4）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提出了对现代化度量的10项标准。由于英克尔斯标准具有简明、可测、数据容易获得，度量比较直接等特点，因此受到许多统计工作者的青睐，尤其在我国目前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被许多省、市利用其原型或变种，作为制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被奉为评估现代化目标的实用工具。

    由于英克尔斯指标的致命弱点，应用此类标准后，引出了许多互相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结果：

    · 英克尔斯指标没有从根本上揭示现代化的统一解释基础，也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方法论，因此，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也不具备应有评价标准的权威地位。

    · 英克尔斯指标只是传统工业化时代对现代化目标的最低要求，此类“静态式”的度量，无法适应步入信息化时代对现代化目标不断变化的动态演进。

    · 英克尔斯指标更加强调现代化的外部表征，如人均GDP、成人识字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而对现代化的内涵与实质，如“推动现代化的动力”、“体现现代化的质量”和“实现现代化的公正”，不具备清晰的内部逻辑依据。

    · 英克尔斯指标所规定的低限标准，显然与当代的实际情况不符，产生了对实现现代化有过分容易的错觉。例如，当我们用英克尔斯指标去评价中国目前现代化实现程度时，全国已达76.3%的水平，但当我们同时用目前中国与中等发达国家的精确对比时，我国仅是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0.4%，二者相差35个百分点以上。

    · 英克尔斯所建立的指标，不可能涉及对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以及相关的竞争力、集约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虽然在各地制定的指标体系中，修正了或提高了有关标准，但由于英克尔斯指标本身的弱点，用其衡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理论上寻找不到坚实的科学内核，在实际应用中也明显地表达出一种“不确定性”、“不规范性”和“非真实性”的混乱。

    鉴于英克尔斯指标在目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详细地分析和计算了应用英克尔斯指标体系在整个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实现程度，同时也详细地计算了中国同当代中等发展国家在八个主要方面的世界对比，将上述二者进行了标准化定量比较后，发现二者存在高达35个百分点的差异，因此，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衡量，必须有一套更加科学、更为合理和更符合国际对比的、具有统一可比基础的新型指标体系。

    （5）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世界财富论坛上，由世界著名的财团和企业共同提出了衡量现代化水平的14项标准(1998)。在这套标准中，已经注意到了网络经济、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力图使用某些修正了的英克尔斯指标的新标准，去描述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发展所呈现的新特点，目前我们仍在对这一标准进行仔细分析和研究，希望从中能够吸取更多的营养，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计出更加合理的判断依据。

    此外，对中国而言，由于现代化进程具有典型的“二元性”特征，决定了中国在监控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对衡量此种进程的指标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网2003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