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11月，“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中共中央党校部分地（厅）级党政领导干部学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3份，有效回收率为88.7%。

本次调查的具体样本分布情况是：⑴ 性别：男性105人，占78.9%；女性28人，占21.1%。⑵ 年龄：45岁及以下60人，占45.1%；46岁及以上73人，占54.9%。⑶ 文化程度：研究生49人，占36.8%；大专或大学83人，占62.4%；高中及以下1人，占0.8%。⑷ 职业身份：国家机关干部69人，占51.9%；党务干部26人，占19.5%；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干部24人，占18.0%；国有大中型企业干部10人，占7.5%；其他干部4人，占3.0%。⑸ 来自地区：东部沿海地区41人，占30.8%；中部地区59人，占44.4%；西部地区33人，占24.8%。

一、对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若干分析

1、对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是：2.3%的人认为“非常好”，69.9%的人认为“比较好”，24.1%的人认为“一般”，3.8%的人认为“不太好”。认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合计占71.7%。值得重视的是，与近几年相比，领导干部对2002年社会形势的评价要低一些。详见表1。

表1  领导干部对我国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

^※2000年调查样本为128人，2001年调查样本为102人，

2002年调查样本为133人，下同。

2、所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比变动情况

领导干部对2002年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同比（与前一年相比）变动情况的判断见图1。

对2002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前一年相比，2.3%的人认为“上升很多”，这一比例与2000年持平，稍低于2001年的2.9%；51.1%的人认为“略有上升”，比2000年的53.1%和2001年的68.6%有所下降；43.6%的人认为“基本持平”，这一比例均高于前两年(2000年为38.3%，2001年为25.5%)；3.0%的人认为“略有下降”，与2001年的2.9%基本持平，但低于2000年的4.7%。与前两年的调查数据相比，领导干部认为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者所占比例有较大的上升，认为比前一年上升者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认为比前一年下降者所占比例也是下降的。

3、2002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工作的进展情况

为了便于比较，与往年的调查一样，本次调查仍然分“显著”、“不太显著”和“很不显著”三个等级，由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2002年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19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价。调查结果见表2。

根据给予工作进展“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上述19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是不平衡的，有些工作的进展比较显著，有些工作的进展则不那么显著。这19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可以比较明显地区分为几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得到70%左右领导干部进展“显著”评价的工作，共有4项，一是“扩大对外开放”，二是“推进加入WTO进程”，三是“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四是“处理国际事务”，分别得到78.9%、75.2%、72.9%和69.2%的被调查者的“显著”评价。这说明，领导干部对上述四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是充分肯定的，与这四项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也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层次为得到50%左右领导干部进展“显著”评价的工作，共有3项，依次是：“推进理论创新”（51.9%）、“打击走私”（48.1%）、“实施住房制度改革”（42.1%）。在19项工作中，分别居第5~7位。

第三层次为得到30%左右党政领导干部进展“显著”评价的工作，共有7项，一是“整顿社会治安秩序”（32.3%），二是“实施教育科技体制改革”(30.1%)，三是“处理台湾问题”（28.6%）和“推进医疗制度改革”（28.6%），四是“惩治腐败”（26.3%），五是“建设精神文明”（24.8%），六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21.1%）。在19项工作中，分别居第8~14位。

第四层次为得到15%左右领导干部进展“显著”评价的工作，共有4项，依次是：“解决失业下岗问题”（16.5%）、“改革国有企业”（15.8%）、“深化机构改革”（15.0%）和“减轻农民负担”（15.0%）。在19项工作中，分别居第15~18位。

第五层次为仅仅得到4.5%的领导干部进展“显著”评价的工作，这就是“调整收入分配”（4.5%）。

表2.   党政领导干部对2002年各领域工作进展情况的评价（%）

4、2002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领导干部对2000年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判断情况，详见表3。在所列14个问题中，根据选中的人数所占比例，最严重问题的排序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收入差距”，21.8%的人认为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在所列14个问题中，只有它被超过两成的人所选中，成为头号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层次为超过10%的人所选中的问题，共有4个，依次是：“失业”（19.5%）、“腐败”（18.0%）、“社会治安”（15.0%）和“农民负担”（11.3%），分别居所列14个问题的第2~5位。

第三层次为低于5%的人所选中的问题，共有6个，依次是：“地区发展差距”（3.8%）、“社会风气”（3.0%）、“贫困” （3.0%）、“国有企业”（2.3%）、“拖欠离退休人员工资” （1.5%）、“重大事故”（0.8%），分别居所列14个问题的第6~11位。

“物价”、“自然灾害”和“法轮功现象”，没有人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

从上述情况来看，领导干部对2002年存在的最严重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收入差距”、“失业”、“腐败”、“社会治安”和“农民负担”等几个问题上。

表3.   领导干部对2002年存在的问题的判断（%）﹡

﹡限选四项，并依严重性程度排序。

与2001年的调查结果相比，最严重问题的排序出现了较大的调整：“农民负担”从第3位下降为第5位，“社会风气” 从第8位下降为第7位，“腐败” 从第1位下降为第3位，“国有企业”从第9位下降为第7位；相反，“收入差距”从第2位上升到了第1位，“失业” 从第5位上升到了第2位，“社会风气”从第8位上升到第7位，“贫困” 从第9位上升到了第7位。在上述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收入差距”在近几年的调查中，首次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排序中位居第一，取代了多年来稳居第1位的“腐败”的位置，“腐败”退居到了第3位；二是“失业”问题的排序出现跳跃性上升，成为了位居次席的最严重社会问题。

从限选四项的选中率来看，排序也有所变化：“腐败”（66.8%）仍居第1位；“失业”以64.5%的高选中率紧随其后，居第2位；“收入差距”（57.1%）居第3位；“农民负担”（43.7%）居第4位；“国有企业”（39.2%）居第5位；“社会治安”（33.8%）居第6位；“社会风气”（30.8%）居第7位、“地区发展差距”（25.6%）居第8位。  

   二、对2002年改革的总体评价及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若干判断

1、对2002年改革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2年我国改革进展的总体评价见表4。除4人没有回答外，63.9%的人认为“进展正常”，3.8%的人认为“进展太快”，22.6%的人认为“进展太慢”，6.8%的人认为“没有进展”。

               表4.  领导干部对改革进展情况的总体评价(%)

          ^※有4 人未作回答。

2、各社会群体在改革中的利益得失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关系的重新和重大调整。领导干部对各个社会群体在近些年改革中利益得失情况的判断见表5。从受益最多的社会群体来看，当首推“演艺人员”，48.9%的人认为他们是受益最多的；紧随其后的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42.1%的人认为他们受益最多；并列第三位的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分别有3%的人认为他们受益最多；往年一直位居第三的“三资企业员工”，位次后移到了第五，只有0.8%的人认为他们受益最多。另外，有2.3%的被调查者没有回答哪些社会群体受益最多。

表5. 对各个社会群体在改革中利益得失情况的判断(%)

注：^①另有1.6%的人未作回答；^②另有1.0%的人未作回答；^③另有2.3%的人未作回答；^④另有8.6%的人未回答；^⑤另有12.7%的人未作回答；^⑥另有9.0%的人未作回答。

与前几年的调查结果一样，“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演艺人员”是被普遍认为受益最多的社会群体。这两个社会群体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它们是我国社会先富起来的几个最大社会群体。与前几年调查结果不同的是，认为“演艺人员”受益最多的人所占比例，今年首次超过了认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受益最多的人所占比例。在领导干部眼中，“演艺人员”已经超过“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认为“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受益最多者所占比例，也首次超过了“三资企业员工”。这些情况说明，在改革中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仍在重新调整中，并且在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动。

对受益最少的社会群体的判断，除9.0%的人未作回答外，18.8%的人认为是“务农农民”，这一比例不仅高于2001年的16.7%，更远远高于2000年的10.9%。可见，认为“务农农民”受益最少者所占比例是逐年上升的。此外，分别有0.8%的领导干部认为受益最少的是“进城农民”和“乡镇企业员工”，它们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广义上的“农民”中的两个社会群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70.7%的人认为是“其他”，主要是指下岗人员和失业者。所以，受益最少的社会群体，主要是务农农民、下岗和失业者等社会群体。

3、对2003年改革的关注焦点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同的时期，改革的重点和着力点是不一样的，人们对改革的关注焦点也会有所区别。今年的调查结果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领导干部对2003年体制改革的关注情况见表6。问卷要求被调查者从各项体制改革中选择三项自己关注的改革，并依重要性排序。调查结果显示，在领导干部最关注的改革中，列第一位的是政治改革，36.1%的领导干部把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其次是机构人事改革，选择率为24.8%。这两项改革的选择率如此之高，是其他体制改革选择率不能相比的。一方面，这两项改革与领导干部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两项改革也确确实实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必须突破的重要方面。被领导干部选择为第一关注点的其他体制改革依次是：国有企业改革（9.8%）、收入分配改革（9.8%）、劳动就业改革（9.0%）、教育科技改革（4.5%）、医疗改革（2.3%）、住房改革（2.3%）和财税金融改革（1.5%）。

从三项选择合计的结果来看，排序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动。60.2%的领导干部关注收入分配改革，超过6成的领导干部关注的体制改革只有这项改革。确实，近年来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社会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改革焦点。领导干部自然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只是政治改革和机构人事改革与领导干部自身更密切相关，因而更多的领导干部在第一关注点中选择了这两者，但在第二、第三关注点中，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收入分配改革。三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居第2位的是政治改革（56.4%），第3位是机构人事改革（46.6%），第4位是国有企业改革（39.9%），第5位是劳动就业改革（33.8%）。关注其他几项改革的，则都在20%以下。

表6.领导干部对2003年改革的关注点  (%)

 与2001年调查结果相比，领导干部最关注的体制改革的排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4、 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在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顺利推进将取决于哪些重要因素呢？调查结果见表7。问卷提供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个开放式选项（“其他”），根据限选三项、并依重要性排序的调查统计结果，在第一选择中，“保持社会稳定”高居榜首，57.9%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是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三项选择合计则更高达74.4%，这样高的认同率，这也是其他因素不可比的。这说明，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发展的首要条件是稳定等等，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共识。综合前几年的调查数据，更说明了这一点。1999~2001年，选择“保持社会稳定”为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决定性因素的人所占比例，依次是46.7%、50.8%、54.9%，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在第一选择中，其他重要因素的排序依次是：“强化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8.8%）、“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如失业、犯罪、腐败）”（8.3%）、“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4.5%）、“颁布和严格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3.0%）。选择“改善经济环境”、“疏导民意”和“维护中央行政权威”者，均为2.3%。比较历年的调查资料，我们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信息，就是“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如失业、犯罪、腐败）”，不仅排序前移了，从2001年的第4位上升到了2002年的第3位，而且选择这一因素的人所占比例也是逐年上升的，1999~2001年依次为4.9%、5.5%和6.9%。确实，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越来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而又绕不开的问题，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突出矛盾。缓解这些突出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表7. 顺利推进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

三项选择合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判断。虽然在第一选择中，只有8.3%的人选择“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如失业、犯罪、腐败）”，可能主要是因为在第一选择中，它对顺利推进改革的重要性相对而言不及 “保持社会稳定”、“强化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两者，但在第二、第三的选择中，选择这一因素的人明显增多，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各因素，因而三项选择合计达63.9%，居各因素的第2位，这一比例仅低于“保持社会稳定”，但大大高于其他各因素。

5、 今后一段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份量越来越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领导干部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的判断，详见表8。

问卷列出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个开放式选项（“其他”），第一选择因素的排序依次是：“扩大党内民主”（33.8%）、“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24.1%）、“处理好党政关系”（13.5%）、“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7.5%）、“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6.0%）、“改善决策机制”（6.0%）、“严格推行干部任期制”（5.3%）、“精简党的机构”（2.3%）和“强化舆论监督”（1.5%）。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则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主要是在第一选择因素中列第3位的“处理好党政关系”、列第5位的“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在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中，分别下降到了第5、第8位；在第一选择因素中列第9位的“强化舆论监督”、列第7位的“严格推行干部任期制”，则分别上升到了第7位和第3位。这些情况说明，在领导干部看来，在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因素中，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首选因素是“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和“处理好党政关系”；如果选择两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在第二选择中，“严格推行干部任期制”、“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和“强化舆论监督”等，则成为了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

表8. 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