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经济从1995年起进入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并且从1998年起呈现通货紧缩态势。在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体的扩大国内需求政策措施拉动下，中国经济景气从1999年下半年起开始复苏，在 2000年重新进入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而波谷年度1999年构成本次经济周期的起点。2001年中国经济景气回升相对乏力，特别是受世界经济低迷的负面影响，净出口需求萎缩，在增长型经济周期的位势上与2000年持平。

中国政府已经确立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支持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方针，在2002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并且适当强化稳健货币政策的扩张倾向。随着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累积和世界经济形势好转，虽然通货紧缩惯性仍然存在，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2002年中国 GDP预计增长7.8%以上而明显高于2001年。中国经济景气能够在2003年延续2002年扩张趋势而实现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全年GDP增长速度将接近中国潜在GDP增长率。

对于2002-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2003年预测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①2003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3000亿元；②2003年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而适度扩张操作；③2003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兑换率为8.3:1。

表1  2002-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预测日期：2002年10月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着相当有利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获得加入WTO、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国内需求政策新的推动力量，经济增长前景乐观。十五”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将接近8%，2006－2010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仍然能够保持在7%左右。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从有限的对外开走向全面的对外开放，即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西方发达国家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新经济部门将大规模进入中国，使中国面临着发展新经济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中国需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新经济部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新经济部门的进入，将催生中国新经济部门的形成和发展。由于新经济部门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将从二元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转向三元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必须在三元经济结构框架中审视和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政策。

在三元经济发展模型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重新定位而从“全面追赶”战略向“优势兴国”战略转变，包括：（1）充分利用比较成本优势，全面参与国际分工；（2）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3）充分利用潜在优势，吸引国外投资，加快产业发展和完善产业组织；（4）充分利用政府保护优势，在WTO规则允许范围内扶持和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5）充分利用本土文化优势，形成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和价值观。

三、2002-200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评论意见与调整建议

（一）财政政策

    2002年中国财政政策在坚持扩张取向的前提下逐步完善，不仅进一步强化国债投资质量管理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用国债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而且调整政策手段组合，继续增加出口退税，对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实行税收减免，全面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无论在总量扩展方面还是在结构调整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

2002年国债投资主要启动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投资需求，对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并不理想，其乘数效应依然有限。国债发行并未抬升（bid-up）利率而通过常规的利率途径挤出有利率弹性的非政府部门支出，2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水平和贷款利率水平，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差距也有所缩小。不过，国债发行为金融机构提供较为稳定的非市场经营收入源泉，削弱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市场开拓动机，从非常规的信贷配给途径挤出有贷款需求的非政府部门支出。

1998年以来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成本就是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巨额化和长期化，国家债务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赤字占GDP比率至2002年接近国际警戒线水平3%，孕育着未来财政发展和财政平衡的潜在风险。2003年中央财政预算应该在保证反周期操作和国债偿付需要的前提下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优化国债投资结构，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且尝试建立财政发展和财政平衡的长期规划。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和公共支出的持续增长，而在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国家财政收入因放弃国有企业所有权或者直接经营权而有所丧失，结构性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累积的国家债务有其历史必然性。供给主义性质的长期性税收刺激措施是不可行的，短期的税收减免措施与增加税收收入的长期目标是相违背的，将损害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通货紧缩时期并不存在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保持既有财政支出水平的现实可能性，当期税收调整将通过国家债务余额跨期转移途径而制约后期财政支出，减税政策的最终效应是紧缩性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就是为日益增长的公共支出建立可靠的税收收入来源，维护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交易方程MV = PY支持下规划货币供应目标，其货币政策规则gM = gY^E + π^E - gV^E是顺周期性质的，有紧缩货币供应的内在偏误。1998年以来，实际的（从而预测的）经济增长率（gY）、通货膨胀率（π）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gY^*）、核心通货膨胀率（π^*），并且由于谨慎性与投机性的货币需求因悲观经济景气预期而增加，货币持有机会成本因名义利率水平下调而降低，实际货币流通速度（gV）必然加速下降。货币供应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的差距指标（gM - gY - π）只是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率（- gV）的事后度量，鉴于货币流通速度的逆周期波动性质，百分点差距扩大不仅指示经济景气恶化从而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增加货币供应，而且反映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供应不足已经导致经济景气恶化。

    人民币尚未在资本项目上实现可自由兑换，然而在联系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货币供应部分外生化。人民币对外价值至1998年已经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贬值的政府承诺，人民币实际汇率通过通货紧缩途径而持续贬值，1998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倾向部分正是源于在固定名义汇率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均衡化调整。至2001年非均衡汇率政策对国内货币供应增加的外部约束已经缓和，2002年以来各月度M1货币供应开始加速增长，并且滞后拉动M2货币供应相应扩张。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高度流动的国际资本市场构成中国政府行为的外部约束，将通过国际投机资本的负面冲击强制校正汇率政策的非均衡倾向，不仅汇率均衡化调整过程中存在着国内通货紧缩与名义汇率贬值的替代关系，而且在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联得中存在独立本币利率政策与均衡汇率政策的互补关系。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均衡原则，为拥有相机抉择的人民币利率政策，必须在强化资本管制而反国际投机资本套利的同时维持均衡的人民币汇率。

为健全货币政策的反周期经济稳定功能，中国人民银行有必要放弃现行货币政策规则而采取更为稳健的新古典主义货币政策规则gM = gY^* + π^E - gV^E和更为积极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规则gM = gY^* + π^* - gV^E时。相对于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势向，只有目标货币供应超过新古典主义货币供应目标gM = gY^* + π^E - gV^E时，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才是扩张性的，否则货币政策将强化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趋向；相对于经济稳定的充分就业基准，只有当目标货币供应达到凯恩斯主义货币供应目标gM = gY^* + π^* - gV^E时，货币政策的反周期力度才是充分的，否则货币政策将无法消除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倾向。

（三）  资本市场政策——外资并购上市公司政策

   2002年中国资本市场以暂新姿态向国际资本开放，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经贸部颁布一系列鼓励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法规，其中最具实质意义是出台外资并购上市公司政策，向外资开放电信、燃气、热力、给排水、民航领域，允许外资非投资性公司通过受让非流通股的形式收购国内上市公司股权，为控股权向收购方转移的协议收购消除主要制度障碍。

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主要是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潜在市场，以并购方式进入目标企业所在的产业和市场，并且清除在市场、原材料等方面的竞争对手，迅速扩大市场规模和增加收益。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与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也为其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外资并购将推动上市公司从股权结构上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格局，按照国际规则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转变公司经营机制和规范公司行为，并且借助跨国公司的品牌优势、市场优势和管理机制，迅速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外资在华参与并购上市公司的热点行业主要是汽车业、交通运输行业、零售业、港口业和金融业，这些板块的上市公司在2002年证券市场上股价有良好表现。

由于历史原因，对于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限制仍然较为严格，对于外资所并购的领域、设立合资独资企业的审批程序、合作期限、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以及对内资和外资并购行为划分、境外直接收购国内企业及证券投资有严格限制。境外投资者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形式主要限于购买海外上市的企业股份或购买上市公司发行的B股，而占据主导成分的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A股仍然禁止外资购买。加入WTO后，逐步放宽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限制和允许有资格的外资进入国内股票市场已是必然趋势，也将是中国证券市场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应该在政策、法律和操作层面上进一步推动外资并购上市公司进程，尤其在证券市场上以推出新交易工具为契机，借助外资力量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国有股减持，解决中国股市“一股独大”、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问题，实现中国证券市场的跨越发展。

（四）贸易政策

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逐月上升，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成为外贸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2002年中国外贸出口之所以实现较快增长，不仅与美国经济复苏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也是由于国内出口鼓励政策的积极作用，特别是：(1)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的前提下，继续实施出口退税政策；(2)加强银贸协作，调整信贷投向，扩大出口信用保险；(3)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放开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使大量的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然而，上述出口鼓励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要求不完全一致，其预期政策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2002年中国外贸出口频频受到国外非关税壁垒限制，国内企业和各级政府却缺乏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作为WTO正式成员，为应对世界经济衰退情况下可能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应该利用WTO规则和机制，积极而妥善地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在反对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方面迅速积累经验，为出口贸易创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和市场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中心研究项目。初稿：胡乃武、黄泰岩、包明华、方芳、邹正方、黄隽、郑超愚；定稿：郑超愚。）
中国网 200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