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独健:燕京末代校长的生活旧影
翁如璧 翁如琳

■人物

翁独健(1906-1986年),192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巴黎大学深造。1939年回国,先后担任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务。翁独健早年专攻蒙元史,在蒙元史研究工作中成就突出。他与已故的韩儒林、邵循正两位先生各以开创性成就,把我国蒙元史研究推到新的阶段。他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等论著,史料翔实,论述精辟,文字凝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受陈垣先生影响,决心研究元史

如果你非要让我从1928年开始回忆父亲,那就难了,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我亲身经历。听说来的,难免不那么确切。父亲是个瘸腿的人,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独健”。这个名字有两重意思,一方面说自己是个只有一条腿的人,跟其他人比起来,有个挺大的缺陷,但是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用这一条腿,走出一点成绩。

父亲出身贫困,他的父亲是农村的一个穷牧师。从小父亲的学习就比较好。

1928年,在一些亲戚的资助下,父亲到了北京,当时还叫北平,考上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当时系里授课的名师很多,有陈垣、洪业、邓之诚等人。父亲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听陈垣先生说,外国人标榜汉学在法国巴黎,日本人不服气,要把它抢到东京去。“汉学研究中心在外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应该把它抢回北京。”这件事对于父亲的触动很大。当时外国汉学的研究都侧重元史,所以父亲就下决心研究元史,不久就写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因为才华出众,父亲深受当时系主任洪煨莲先生的喜爱。

父亲和洪煨莲先生的事情,是父亲经常说起的。对于恩师,父亲非常感念。父亲上学的时候,洪先生很喜欢这个学生,就帮着他联系到国外留学的机会,在联系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告诉过父亲,直到后来有了结果才告诉父亲。后来父亲还曾经和王钟翰先生一起整理洪先生的传略。

燕园里没有开花,燕园外结果

父亲上学的时候,跟他一个寝室的同学吴世昌,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只有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他们的同学邓嗣禹当时以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作了一副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横批取自《左传》:“盲跛相助”。这副对联当时在燕京流传很广。对联中说到的吴教授,去世后骨灰正好和父亲的骨灰都在革命公墓,而且在一个灵堂里面。好多老人都觉得他们俩有缘分,活着的时候在一起上学,死了之后还在一块儿。

在他们那个年代,自由恋爱的人并不是很多,爸爸和妈妈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听妈妈讲,在燕京大学上学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历史系读书,但是主攻的方向不一样。妈妈比爸爸小两岁,是不同届的同学。当时两个人虽然认识,不过并没有好起来。后来妈妈也出国留学,那时候爸爸也在美国,两个人也不在一个学校,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费城。妈妈在写论文的时候碰到了问题,想到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说起的翁独健,就写信去请教。后来两个人就好上了。当时也说不上是谁先追求谁,好像是相互吸引。妈妈家里是没落地主,当年之所以从四川到北京来,是因为当时的军阀要逼她做姨太太,靠了一位传教的老太太的帮助,来到北京,上了燕京大学。后来那个老太太知道妈妈找了一个“瘸子”,有一次她和妈妈一起坐车,看到外面一个瘸子在走路,那个老太太就跟妈妈说:“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生活是多么困难!”

可是妈妈一点都没有犹豫,还是嫁给了爸爸那个瘸子,不但瘸,而且没钱。父亲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又去了法国继续读书。因为结婚,妈妈就又继续自己的学业,跟着父亲一起去了法国。

生女儿好,女婿总会听女儿的话

父亲学成之后,又回到燕京任教,在学生们的眼里,他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师。1945年,我还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当时燕京大学刚刚在北平复校,父亲担任新生的导师。记得有一次有五六个学生到家里来,父亲和母亲都很热情地招待他们。

后来他们就经常到家里来,好像一家人一样。有一次,一个学生说到父亲没有一个男孩子……父亲说:“生女儿好!将来跟着女儿过日子,女婿不是总会听儿子的话吗?如果是儿子,那就得听媳妇的话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一场尴尬就这样被父亲化解了。

父亲那时候不到四十。听他的学生讲,那时候他上课穿西装,领带后片常常比前片长出一段。每次进教室后,总是先走到黑板的那一头,把他的手杖立好。然后回到讲台前,拿开叼在嘴里的烟斗,猛地抬头,另一只手往后一捋他浓黑的头发:“诸位!……”这一声喊,把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这时,他已经开讲了。他把历史这门学问,讲得通俗易懂,很多他当年的学生,还记得他说的“历史是七何之学”:“‘历史是七何之学’,要弄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如何?为何?还要问个然则何如?……”

我在外面听到他们在屋子里听广播

我知道得比较清楚的事情,是我出生之后。1947年到1948年两年之间,我只是个七八岁的孩子。现在记忆最深刻的,是父亲已经和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回忆起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父亲在书房里,跟一帮学生,把窗帘拉上之后,就开始在里面偷偷地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把声音开得很低,但是在外面的我能够听见,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广播是这么开始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SRRA,频率850千周353公尺……

因为他们总是听,每次听都是这么开始,我就记住了。

具体的内容,反倒忘记了,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那些内容也听不懂。后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悼词中看到,父亲还曾经是地下党组织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些事,父亲后来没有和我说起过,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到底具体做了些什么,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后来我在很多的场合看到当年燕京学运的中坚分子,说起父亲,他们都知道。

在燕园的最后一段岁月

可能是有这样一段经历,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燕大代理校长,同时担任北京教育局局长,两边兼着。

刚解放的时候,大城市的教育局长,都是由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而在燕京的角色上,大概是觉得父亲还比较能够被老燕京的人们接受。

父亲接管燕京的时候,大人一起遛弯,我也跟着。

一堆大人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大人的事情。他们会说,谁谁谁是那一派,谁谁谁是这一派。这些话,我听都听不懂,也不关心。后来去问当年那一段事情,当年的那些大人都讳莫如深。父亲也没有说起过。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章诒和告诉我,有一次燕京开批判会,批判校长陆志韦,陆先生急得要撞墙,被父亲一把抱住了。文革时期,我们都不在父亲的身边,章诒和总是跑去和父亲聊天,父亲也喜欢跟她聊。换了我们,父亲未必喜欢,因为我们都不懂文科。

也因为这个,我们对于父亲的事情了解得很少。

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父亲在学术上是比较可惜的,在他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因为参加革命比较早,又因为统战需要,去做了行政工作。学术活动不得不中断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他自己不这么看,或许他也这样看,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不方便说。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家还是住在燕大,一直到1953年,父亲才搬到城里来,开始完全做教育局的工作了。

《新京报》 2006年0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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