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 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知识发展的新前景

笔者曾经提出，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其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框架，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而目前正在发生的包括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是与上述两种社会变迁截然不同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个可与前两个变迁过程在意义上等量齐观但在内容和特征上明显不同的社会变迁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笔者曾提出发展社会学应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事实上，这场社会转型对于社会学的意义，并非仅仅是表现在发展社会学领域，其对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

只要回顾一下社会学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这个问题就是不难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学产生于资本主义文明，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中，发育出了社会学学科。从历史上看，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母题都涉及对资本主义文明所提出的基本问题的回答，而这些母题也推动了社会学在过去一两百年间的发展。在社会学中，有三位公认的古典理论家，这就是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从表面上看，这三位古典理论家的学术兴趣甚至社会立场各不相同，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当时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做出解释。只不过三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和解释的角度并不一样。马克思所注重的是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关系，以及由这种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形成的劳资双方的阶级对立。韦伯更多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精神条件，它的制度和组织的特征以及个人在这样一个文明当中的命运。涂尔干更加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文明中新的整合机制，以及市场这样一种经济体制运作的社会性制度条件。简而言之，这三位经典理论家都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文明，它的特征、基础是什么，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前景。

如果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文明看作是社会学过去一两百年间发展的基本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社会学发展的另一个历史性契机。中国、前苏联、东欧在过去几十年间所经历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这个文明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运作逻辑和价值假设；它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曾经涵盖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它今天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迁，而这个变迁的过程和终点到现在为止还都是一个有待破解的谜。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一个文明和它的转型，应当成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一般说来，社会变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它不具有文明转折的含义，更多的是一种常规性的变迁。这样的变迁是大量存在、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的。另一种则是具有文明转折含义的社会变迁，这样的变迁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就是一种具有文明转折含义的社会变迁。这后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给社会科学发展提供的学术资源将会是非常丰富的，借用库恩的话来说，有时会带来社会科学范式的革命。2005年，哈佛大学珀金斯教授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讲过这样一句话：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而他所在的坎布里奇（哈佛所在地）仿佛已经成为一个边远的小镇。他的这句话是在告诉人们，一定要充分估量这个社会转型过程给学术发展提供的重要资源和机遇。

仅以社会学来说，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社会学界在转型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将会对社会学中一些已有的成果和理论构成挑战。伊亚尔、撒列尼等人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一书中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性努力，就是力图通过对中欧四国转型过程的研究，形成一种他们自己所称的“新古典社会学理论”。他们认为，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研究诞生了古典社会学理论，而其对中欧地区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则可以形成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新古典社会学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挑战即在于，在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分析的古典资本主义那里，私人资本和拥有私人资本的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以私人资本和拥有私人资本的资本家为基础的社会，这构成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而他们则是在面对一种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他们所研究的中欧地区，是一种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前不存在私人所有者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技术—知识精英采纳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转型策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正是这样的一种转型过程为“新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美国社会学会的前会长布洛维则认为，在转型研究中，古典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传统都得到了推进。他认为，撒列尼继承和推进了韦伯的理论传统，斯塔克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的理论传统，他自己则继承和推进了马克思的理论传统。

二 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逻辑与转型社会学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转型社会学的设想。那么，究竟什么是转型社会学呢？将转型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性的概念提出来，至少有两层含义。

首先，转型社会学不是社会学中一个具体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理论视角。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人提出过建立“改革学”之类学科的设想。最后是不了了之。原因之一，是其努力具有一种非学科化的特征。有人为这种改革学设想的是包括改革的内涵、改革的阶段、改革的策略等等内容。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基本是失败的。而转型社会学，面对的则不是这样操作性的问题。转型社会学意味着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这种独特文明运作逻辑及其历史性转型的理解，并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转型社会学要面对的不是某一类特定的现象，而是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社会转型这个基本的背景框架之中，更确切地说，是置于有关这种转型的知识框架之中。

其次，转型社会学是一个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学术领域。如前所述，转型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整个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的理解之上，所形成的是有关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系统知识。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同资本主义文明一样，这个共产主义文明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也是具有一套互相联系的逻辑的。这是将转型社会学看作一个可以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领域的现实基础。

在这里，也许有必要对社会转型这个概念的特定含义做个简单的界定。在社会学中，常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往往由于人们将许多不同的内容纳入其中而使其内涵变得模糊并最终使这个概念本身失去意义。社会结构的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社会学的历史上，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都曾经被称之为社会结构。结果是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因其含义越来越模糊而不得不被人们弃之不用。作为一门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一个有用的概念必需的条件是含义的明确和边界的清晰。基于此，我们将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为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相伴随的社会转变过程。

从这个意义来看，这里所讲的社会转型可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社会变革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同时可能还面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种种的转变，还有全球化的过程等等。而这里所讲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和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在时空上交织在一起，但其实质的内容和特点又很不相同的社会变迁过程。

区分这些不同过程的目的在于，可以将不同的变迁过程加以分解，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变迁过程所包含的不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认识这些逻辑在现实意义上互相交织的情景。这无疑有利于加深对我们今天社会变迁的理解。

我们可以农民工的状况以及近些年来所出现的民工荒为例来探讨这些过程、逻辑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从2004年开始，在我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三四年的时间过去了，对于引起民工荒的原因，人们已形成基本的共识，这就是农民工的工资过低、劳动时间过长、工作条件太差、社会保障缺失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而同期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335元。这组数据意味着，2004年全国因为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转引自李昌平《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http://wwwweachinacom/html/02802htm。

要弄清这种状况是如何造成的，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其中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农民工问题具有与工业化早期工人状况共同的一面，也有与那个过程不一样的一面。在这当中，实际上有三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工业化过程和工业化逻辑，一个是转型过程和转型逻辑，一个是全球化过程和全球化逻辑。

工业化过程及其逻辑。在许多国家的工业化早期，都曾经历过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此阶段，工人的权益受到资方的超常规剥夺，工资低和劳动时间长，是这种剥夺的通常表现形式。表现在工厂体制上就是所谓血汗工厂制度。血汗工厂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剥夺工人的方式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工业化的逻辑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改革开放的近30年时间，也是中国工业化起飞的阶段，特别是伴随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其资本与劳动的组合关系与早期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情形是相当接近的。

转型过程及其转型逻辑。仅仅从原始资本积累来解释农民工的状况是远远不够的。农民工这个名词本身的含义就具有转型时期的特征。在农民工这个名词中，“农民”表明的是身份，而“工”表明的是职业。由具有农民身份的人从事工人的职业，或者工人的职业要由具有农民身份的人来从事，本身就是转型期特有的产物。从一个方面来说，恰恰是改革的过程使得农民能够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生产中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并未完全破除的户籍制度，以及关于劳资关系和工人表达利益要求的相关制度安排，使得农民工在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不能不处于弱势的地位。

全球化过程以及全球化逻辑。目前国内的劳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到全球化过程，特别是跨国公司订单的影响。由于国际贸易条件，也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的产品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口。比如，一双耐克“乔丹五型”的鞋，在美国可以卖到１２０美元以上，但在中国完成的所有加工程序中，总共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５美元。一双彪马鞋在美国和欧洲售价70美元左右，付给生产这双鞋的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116美元，而每双彪马鞋的广告费用就达到678美元，是彪马支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6倍。在这样的工厂中，流行一种说法：赚的就是人工的钱。也就是说，只有靠压低工资，加工型企业才能有利可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特有的农民工现状和民工荒的问题，是由几种不同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所蕴含的逻辑共同造就的，而转型的过程及其逻辑是其中之一。但在现实的层面上，这些过程和逻辑又是交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