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的中国表达

——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   

引 言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任何真正符合科学精神的理论，总是深深地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与实践活动中的吁求、思考、智识和冀望。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实践，需要并将催生思想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行程，就是这一社会变革的真实写照。与这一生动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践过程密切相关的，至少有两个基本事实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一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成果，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如一的主题，也是表现当代中国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如胡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强调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问题与挑战并存，这既是中国社会科学深厚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创新性成果产生的动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是时代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国社会科学产生世界影响并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途径。

中国与世界整体格局中的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更突出了以下问题的重要性：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它的理论特征怎样？它的发展状况如何？它将如何更加深刻生动地反映这个时代和这场伟大变革？总之，如何“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开发新原理”？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梳理和考量，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将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察其理据、审其现状、究其得失、明其路向。深刻把握现实中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并以中国的方式来表达，进而通过中国的伟大复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才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站立的高度。对此，就要在社会形态演变中准确把握当前时代的特征和变化规律，就要在文化传承和交往中深刻认识学术的本质特征和渊源流变。只有在时代与学术的相互映照、在现实与理论的交织互动、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中，我们才能破译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成长密码，找到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据以安身立命、薪火承传的学术家园。

一 时代与中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生态

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学术的演变确实有其自身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归根到底要服从社会演变之规律，它是时代与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黑格尔在论述时代与哲学的关系时曾经写道：“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12页。]实际上，不仅是哲学，全部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时代所孕育的思维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4页。]马克思也指出“这种命运乃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实性的证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22页。]因此，要准确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将其置于我们这个时代进行考察。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从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并且仍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一变革的时代拓展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阈，开辟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生长空间，预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向。从根本上看，当今时代变革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激发了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这些深刻认识的积极成果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催生和引导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15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波澜起伏，曲折发展，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暂时的低潮。这一历史形势，激发了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与此同时，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在强化如何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并试图单方面解除意识形态之争，阻断社会主义对人类的影响。在连续的和以新的形式延续的“冲突”与“终结”的话语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人类历史将以社会主义的全面失败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终结而宣告结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历史的反思启示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丰富多样，人类对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探索并未终止，而是以更加成熟、更加稳健的姿态转入一个新的行程。从这一意义上讲，苏东剧变恰恰为人们进一步深化认识，在更高层次上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时代的问题促使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更为自醒地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社会批判与建设功能。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是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不可或缺的根据，福山式的“新福音传道者的辩词”，只是单向度精神想象的“基督教的末世学”。参阅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81~100页。塑造时代精神，丰富人类知识体系和创造性思维，离开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只能是一种“假设的完美”和一种“超历史的理想”。

（二）全球化浪潮的曲折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现代性问题，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以世界历史大视野，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等诸多方面探索创新

全球化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广泛运用，使人类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这真正是一个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时代。可以洞悉的是，当今的全球化又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很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策划并推动的谋略，这种谋略更侧重于大一统的过程，推行大一统的全球大市场，推行利润至上的价值观。它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的技术进步，但同时也将国际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推向全球，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给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蒙上了阴影。生存和发展的全球困境，实际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理念的危机，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危机，也即所谓现代性危机。在全球化境遇中，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危机，建立公正合理的人类生活新秩序，不仅是当今各国政治家们费心探索的课题，也是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公民”正在努力的实践，更是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潜心探索、深度回应的重大课题。

全球化运动已经产生了回应：一方面，在经济势力不知疲倦地征服全球的进程中，当环境污染、犯罪、病毒传染等已成为世界共同的问题时，政治的跨国运作的条件也同样被创造出来。政治的某些功能并不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发挥效力，政治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规范力量、对处理各种跨国问题的能力将会显现。所谓复兴民主政治的功能，超越经济势力的压迫，敦促政治的国际合作，包括非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向“跨国政治”的转型，已然成为全球运动的一个实际体现。另一方面，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绿色运动、女权运动，甚至接连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和此伏彼起的局部战争，事实上也都是人类危机的直接表现和解决危机的不同方式。正是由于现有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逻辑和资本扩张逻辑基本上是自我毁灭式的和掠夺式的，才需要人类透过多方面思考与实际行动努力去校正当代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秩序。而诸如普世伦理、普遍价值、交往理性、跨文化理解和对话、回归生活世界、生存哲学本体论、正义伦理和以追求差异、边缘、多元为学术旨趣，反对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各种后现代思想，则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回应时代问题和试图解决危机的思想建构之表现，都是对现代文明危机以学术方式作出的回应。

面对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面对深刻变动与密切相连的世界，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应有何作为？这是摆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理念等诸多方面不断创造革新。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观点观察我们的处境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在对现实人类社会整体存在方式的思考与理论建构中扩展理性的张力，在文化联结中确立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并抱有应对普遍问题的气度和责任，这应该看作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文明模式进行理论批判，在解答威胁人类文明进步的全球性问题中实现价值超越的真谛所在。

（三）新科技革命的冲击，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风险程度和生命伦理，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7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的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导，包括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激光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新科技革命，正日益迅速而强烈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同时这种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广阔领域之中，并推翻着我们的时间观，我们对远近空间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描述。但每一种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反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5页]。

科学技术的超常规跃进同时也带来了足以引起警惕的社会风险。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的分析，“风险”（德文Risko）本身并不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相对可能的损失、亏损和伤害的起点；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恰恰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今天的科技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而且在这个疆界消逝的科技全球化时代，风险也就必然全球化了，必然形成全球风险世界。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在风险社会当中，应当增加安全性策略，提醒人们在行为过程中要增强对损害可能性的警惕度，不要盲目地崇拜科技专家，而应提高安全标准，建立决策机制和安全举证机制，以此来明确具体的责任人，从而使决策者—责任者透明化、具体化。参阅薛晓源《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21世纪的科学技术面临着严峻的伦理和道德挑战，蕴涵着深刻的社会道德危机。克隆技术中的生命伦理，使用转基因技术的指导原则，网络技术中的道德预设，以及如何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技术伦理视角和方法之外建立道德哲学的维度，如何以全新的环境哲学理念为导向来实现人类文明范型的转变？所有这些疑问或问题都表明，在科技普遍运用和人类的行为后果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寻找道德共识并提供有关伦理冲突的解答方案，这需要社会科学更加理性和更具社会责任感地作出积极回应。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68页。]。马克思的科技理念是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实现人类真正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正确对待科技创新及其后果的最根本的维度。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既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提供了绝好的问题场域与实践蓝本，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成长壮大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新的要求，同时也使中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意义

只有历史地辩证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同一性与具体形态模式多样性的关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其在各国实践的特殊性的关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体系相对稳定性和具体论断、观点与时俱进变动性的关系，才能在坚持与发展的理论创造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30年，是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路的过程。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具体形态和特殊内容的大胆探索中，科学社会主义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恩格斯曾经讲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2页]。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如此。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与学术探索。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既无现成理论定规可依从，又无现成模式可照搬，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只有在开拓进取中进行改变世界的理论创新。在这样一个现实呼唤热情、智慧、勇气和创造力的历史时刻，如果理论活动只醉心于象牙塔中的寻章摘句，满足于脱离实际的高蹈论列，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与它所应担负的使命与责任之间保持距离，则势必逃脱不了“时代的弃儿”的命运。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和较量，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这种国际形势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竞争既包括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也包括被称为“软实力”的文化竞争，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竞争。在竞争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在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过程中，提出作为时代性标志的中国学术思想，创立具有时代性标志的中国学术体系，并以更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持服务大局、传承文明。

面对历史的机遇、问题与挑战，我们必须立足当代中国国情，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野，以反思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这个时代所遭遇的问题，以向时代负责、向历史负责、向党和人民负责的严谨态度，谋划、推动、繁荣当代中国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