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最新著作。他在书中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则是受益于小罗斯福的新政。克鲁格曼指出，这两种方向的发展都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至错失改革良机。本书对于我们了解美国、以及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读者对象：

本书适合广大政治、经济学爱好者，以及对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等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卖点:

成功预言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大师、全球最多读者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又一力作；

曾经携手合作，如今分道扬镳，美国两党之争，所为哪桩？；

共和党缘何频频执政，原因何在，美国现代之路通向何方？

一位自由主义的顶尖经济学家，一个捍卫民主的进步斗士，即将揭密美国“原罪”。

书摘：

福利国家的政治

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几乎无不熟悉一张照片：哈里•杜鲁门手举一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初版，笑容满面，报上的头号大标题是《杜威击败杜鲁门》。不，杜威没有。1948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杜威几乎必获大胜，但最后却是杜鲁门夺冠，这实属美国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逆转。

杜鲁门一鸣惊人式的胜利已成为永载美国政治史册的时刻，亦须铭记的还有一些报道——在竞选中追随杜鲁门的支持者高呼：“给他们地狱，哈里！”但我可以断言，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杜鲁门把地狱给谁，地狱又是什么意思。如今杜鲁门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大体他实施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此人主持制定了“马歇尔计划”与遏制战略，在柏林和朝鲜与斯大林对峙，并将美国带上最终赢得“冷战”的轨道。

但在1948年，外交政策并非选战的关键议题，一是由于“冷战”尚未真正开始，二是由于共和党人在强烈的反共主义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之间首鼠两端，未能决定外交政策的立场。1948年选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共和党人或许会把罗斯福取得的国内成绩全盘推倒。

托马斯•杜威想在选战中用一些约吉•贝拉（Yogi Berra）式的庸俗话来安抚选民，例如“诸君之未来仍在诸君之前方”（约吉•贝拉是美国当时的著名棒球手，以喜欢说怪僻而无意义的空话闻名——译者注）。但杜鲁门集中火力攻击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从而将大选变成一场针对“新政”的全民公决。

1948年的国会在努力逆转罗斯福的“新政”。国会中共和党人事实上的领袖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被时人称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脱强烈反对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新政”，这不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表表姿态而已：1946年共和党人夺取国会之后，塔夫脱就促成了《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大大逆转了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而该法是“新政”之下工会成员增多、力量大涨的关键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选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党获胜并控制白宫与国会两院，将导致之前促成“大压缩”的政策发生巨大逆转。

到1952年共和党人最终重夺白宫时，选民已经没有那么担忧了。那时，在政治的形格势禁之下，共和党领袖承认，“新政”建立的制度将成为美国大地上长久的景观。艾森豪威尔1954年写信给兄弟埃德加说：“若有任何政党试图取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废止劳工法与农业计划，该党必从美国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认为能够如此行动，例如亨特（H. L. Hunt）、其他一些得克萨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余领域偶见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数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危险、激进的理念与计划，为什么会在50年代成为人们尊崇的精髓，只有“一小撮人”要求将其废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察美国社会的变化如何改变了政治环境，也要探究各政党如何回应新的环境。

从激进到可敬

“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是被视为极端激进的，而“新政派”自己也愿意使用阶级战争式的言辞。读一下（或听一下更好，网上有录音）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你就会发觉，后世的自由主义已变得何等谨慎、羞怯与温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资或对富人增税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保证，他们心中对财富毫无芥蒂，他们并不是在主张阶级战争，但罗斯福抨击那些有钱有势的罪人丝毫不留情面。

我们必须与和平的宿敌作战——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莽撞的银行行为、阶级敌视、地方歧见、发战争财。

他们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金钱集团把持的政府与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

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罗斯福说财阀恨他，这并非夸大其辞，并且这种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负担起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并一举缩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税后收入大大下降。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讲之后的二十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主要由于杜鲁门在1948年赢得了竞选，“新政”政策得以延续了下来：工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强大，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公司与富人的税负甚至高于罗斯福时代。这些政策曾为“金钱集团”所深恨——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指出，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是尤其遭财阀非议的项目，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支持延续这些政策竟然成为反映政治温和的主要表征。

这一转变部分反映出，人口结构及其他因素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福利国家延续的变化。我稍后将论及那些变化。但首先让我来简单谈谈美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长久特征，该特征使“新政”极难树立，但保卫起来却比较容易，那就是选民天生的且通常是理性的保守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不是指右翼观点，而是说，除非政府的现行政策明显濒于失败，否则选民不愿支持巨大的政策变化。在现代，我们看到过，这种守成主义既曾使民主党的计划搁浅，也曾让共和党的图谋落空：克林顿试图改革医疗福利，布什企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他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选民对不可知的前景感到恐惧。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无法推行，也有守成主义的原因。只要有人建议对富人增税、改善工人与穷人的福利、修改劳工法以便利工会的缔结，就会遭到攻击——这些企图改革的人不负责任，不明事理，如果他们的建议被采纳，经济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就连罗斯福也有些受惑于这种流俗，当时有一本书先于凯恩斯提议实施赤字开支，以便在衰退时期支撑经济，罗斯福在该书上做批注说：“哪有此等好事——取得成果总要付出代价。”

不过一旦上台，罗斯福不仅开始认真对待一些激进的观点，而且亲身担负重任，劝说公众放弃传统见解、接受大刀阔斧的新政策。他之所以能战胜选民天生的守成主义，主要是拜历史的偶然事件之赐。首先，1929～1933年的经济浩劫使旧精英及其意识形态声名扫地，而1933年开始的复苏虽然限于局部，但仍然为“新政”的改革赢得了信誉。罗斯福在第二任就职演讲中宣布：“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不良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不良的经济学。”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势之下，政府明显有必要大举干预经济，对激进措施的疑虑也被弃置一旁。因此，到艾森豪威尔给他兄弟写那封信时，“新政”体制已不再被视为激进的革新，而成为美国生活的常态。

无疑，如果“新政”之前的流俗是对的，如果对富人征税、提供社会保障与失业补贴、强化工人谈判权会破坏经济，事情的发展绝不会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大压缩”之后，发生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持续性经济繁荣。罗斯福的政绩也证明，反对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常见理由之一，即这势必导致同样大规模的腐败，与事实并不相符。回头来看，“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惊叹。在罗斯福主持下联邦开支大增，包括“工作促进署”（WPA）的开支，该署对这笔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新政”前被民众广泛视为腐败的公共救济活动，其形象在后来确实大大改观。

“新政”的清廉并非偶然。“新政”官员近乎偏执地检查自己的项目，使之免受腐败沾染。罗斯福特地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进展调查部”，调查WPA中被举报的不法行为。结果证明这个单位的工作确实高效，后来国会的一项调查也未发现任何被遗漏的严重违规行为。

如此尽心竭力地保持政府的诚信，与其说反映了罗斯福的个人品德，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罗斯福的执政使命就是要展示，政府积极行动会收到成效。为使人信服这一使命，他需要保持政绩的廉明，他也的确做到了。

还有一件事。虽说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展示政府的效率而事先策划好的，但战时经历确实绝好地证明了政府的高效。美国政府证明自己既能打一场全球性战争，又能主持大局，大规模地动员国家资源。从此，保守派人士就很难再宣称政府什么事都办不好了。

到了1948年，政府应积极介入经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这一理念在实施中使贫富差距大大缩小。旧观念认为，政府应当袖手旁观，罗斯福在1936年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将此讥刺为“‘最冷漠的政府最好’原则”，在1948年，这种观点已沦落为奇谈怪论。

不过，若没有一个有影响的政治联盟做支撑，单单赢得理念斗争的胜利是不够的。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政治重心向社会下层移动，那些受惠于“大压缩”、与延续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害关系的人，获得了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