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张爱玲来到美国，很多书上说起她从大陆辗转到香港再到美国，都认为她是急慌慌地想逃离政治压力，却忽视了一点，张爱玲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她从小就梦想着，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林语堂风头出得那叫一个大，都出到美国去了，现在，她来了，可以刷新林语堂的纪录了。

1953年她就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1954年，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国出版，得到评论界的极大赞赏，这应该给张爱玲注入了信心。虽然，眼下，她要忍受困窘的生活。

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冬天，张爱玲居无定所，为节省开支，她搬到救世军办的带有救济性质的女子宿舍居住，那里的服务员是街上无家可归的酒鬼，落魄的胖太太赖在这里，打算终老此生了。这肯定不是一个体面的住处，外人听了要骇异，连住在这里的女孩子，提起来也要嗤嗤地笑，可以想象，张爱玲行走在这里时，心情绝不会像行文那样轻松幽默，还好，梦想还在，这是她对付困窘的武器。

她在香港时，曾寄给胡适一本《秧歌》，胡适是她从小的偶像，她是看着适之先生的书长大的，但是，张爱玲的性格里，并非没有“热衷”的一面，初出道时她郑重其事地携稿拜访周瘦鹃，小说发表后，又特地请他到家中吃茶；成名之后，跟老板说，为了宣传计，可以打出她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的旗号——以“不感到难受”为前提，她对这俗世的规矩，并不那么抗拒。

寄书给胡适，大约也有希望得到前辈褒奖以坚定信心，甚至希望前辈推介之意，如果有，这个愿望是实现了，胡适先生对她这部作品十分欣赏，逐行批注，此书后来在皇冠出版，扉页上也放了胡适先生的赞语。

胡适如此肯提携张爱玲，确实主要是欣赏，但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缘故，就是替父亲报张家的恩。当年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刚出道，着急寻找门路，不知怎么的跑到张佩纶那里去。张佩纶一见之下，很看好这个年轻人，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自己的朋友，吉林边务大臣吴大徵，胡铁花揣着这封信，来到冰天雪地的吉林，这是他仕途的起点。

胡适为张爱玲造势，若在当年的上海，是有一定力度的。但是，此刻，身在美国的胡适之，力道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炎樱到外面去打听了，回来对张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有次胡适跟她说起自己正在给《外交》杂志写文章，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他们这里都是要改的。”

胡适去张爱玲的住所看望过她一次，那样简陋的环境，他只是说好，张爱玲揣度不知他是表扬自己没有虚荣心，还是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俩的谈话，总是这样花开一半的，还曾说起过某个话题，胡适脸色稍稍一暗，张爱玲马上捕捉到了，十分不安。

即使在异国他乡，面对这位非常欣赏自己的偶像级前辈，张爱玲也未敢多加亲近，距离也许是友谊的保鲜剂，他们一直保持着这样淡然的君子之交，避免了因过于亲近而生出的些微尴尬。

胡兰成有句话说得好，好的东西不是让人“安”，而是让人“不安”，但我还是觉得，真正好的东西，是让人先大“不安”，然后让人大“安”，胡适和张爱玲的关系，就没有这么一个转化，他俩不算很有缘分。

胡适之带给张爱玲的，更多的是一种心惊，美国的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化如此隔阂，他们不了解五四运动的影响，冷落启蒙先锋胡适之，热捧擅长写闲适小品文的林语堂，这样的美国人，能够欣赏她张爱玲吗？

胡适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张爱玲在美国灰暗的未来，在那一刻，她就应该对未来有所预知，但她不愿意放弃，也不能放弃，她艰难地，在那个对于中国文化很隔膜的世界里，挣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