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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简介
主  题:林湄谈“我与文学”
主持人:梁景和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
        中心
       《中国女性文化》编辑部
        中国网
时  间:2011年6月20日下午3时—5时
地  点:首师大国际文化大厦第七会议室
嘉  宾:林  湄 著名荷兰藉华裔女作家
        王红旗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
        首都师范大学硕博士生
文字实录

梁景和:林湄,荷兰藉。祖籍福建。1973年自上海移居香港,曾任某大新闻社记者、编辑。1989年移居欧洲,后定居荷兰,从事报刊专栏和专业创作。曾任比利时根特国立汉学院特约研究员、欧华学者协会理事、荷兰作家协会会员、荷比卢华人写作会主席、欧洲纯文学杂志“荷露”主编。1995年于荷兰埃德芬召开个人作品国际研讨会。1999年往耶鲁大学访问研究。现为专业作家。著有《我歌我泣》《精神王国的求索者》随笔,《如果这是情》散文选集,《生命、爱、希望》散文诗集,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漂泊》《浮生外记》《天望》,短萹小说集《罗经理的笑声》,中篇小说《不动的风车》《西风瘦马不相识》等。下面请林湄老师谈谈她与文学的故事。

林湄 专业作家
 

写作与文学精神

伯尔说“敏锐的眼睛是作家的手艺工具。”状态――是一种没有进入视野的东西。借助语言来看穿人和事,有人问我你一生多坎坷,为什么不写出来,那肯定畅销,我不会写迎合政治或读者趣味的东西. 世界真实地存在,或许我的意识已过时,但我是叛逆的,因我看轻世俗所爱,不想违背自己的心意,在乎内心的真实感觉。我们无法用蜜蜂和螃蟹来形容这个世界,但可思考此生做了些什么?地球因人类而健康?还是人类只知享乐而令地球加速垂老?生存斗争的残酷性并没有被文明所医治,科技并没有满足我们情感深处的需要。当价值观都崩溃了的时候,意义只能从排斥 、错位中溜走,给魔鬼留有余地,对善恶无动于衷。写作是一种兴趣和倾诉。会写的人很多,写得好又能留下的作品就太少了,所以要不断进取、修炼、更需要智慧和悟性,否则就浪费天赋了。 “小说创作”不像科技。科技发展需要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如发现了电,才有电报、电话、收音机,进而创造电子、电脑、网络,等等……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劳动的产品,精神的东西是有个性的。即艺术基于个性,创意是艺术的关键(俗雅是另一回事,需要时间鉴定)。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多年,政治和文学不能再停留在原本水准上,应该超越和表现自己的特色、进入世界文学殿坛。传统小说注重情节的跌宕,但文学与电视剧不同,以情节取胜虽给人刺激,但看完书后,除了娱乐、刺激和故事,缺少令人启迪和思考的东西,有点遗憾。作为文学编辑贵在“发现”,但很难。若长期在一个框架下工作,很容易被习惯感化而产生一种共识。 2002年诺贝尔文学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的作品被人认为晦涩难懂,为什么,因为他将哲学和文学融合在一起,这样,不用脑不用心读的人自然读不懂。《逝水年华》《尤利西斯》卡夫卡,杜拉斯,等等……和叔本华的“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情况相似,完稿后不但无法发表,且无人问津,叔本华说:这是一面镜子,当一头蠢驴去照镜时,是不可能在镜子里看到天使的”。他讽刺的有点不雅,但他形容的非常确实。

作家用文字、画家用色彩、音乐家用声调、雕塑家用泥石创造艺术作品,尽管用料不同,均需要基本的要素,即天赋和后天的努力,创作过程也大致相同,需要灵感、思考和艺术技巧的表现,以及对体裁、内容、形式等思维方式的处理。然而,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一种境界。
这需要信念。我相信真诚、纯洁、真理、道德和艺术之所以永恒而有价值,是因为它将使人类性能高于动物,趋向崇高。信念使我对生活和艺术充满激情,信仰使我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的命运。写作并非是一件难事,难得是新奇又有价值。然这一切都受到天赋和素质的约束。文学不单是揭示事情的内容和发展,而是通过作者笔下人物形象和命运让人看到时代的图景和各式各样人的生存状况,主导的、卑微的、个别的、集体的、公平和不公平的尘世体验感受、思想和呐喊,引发读者的思考。可惜,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浮躁而没有艺术标准的时代,不少人仍然看重浮华,害怕寂寞,从而“轻率”充斥市场,真理和德行被认为是“傻子”。这是时代的悲哀。而最大的弊病是在批评界,有些学人的评论不是出于人情就是利益问题,更有不看作品就可评奖的事实,只有少数人是无私的阅读和评述。可见,聪明、学问和才华若不是用在正途上、为真理德行发扬光大,那么,就容易成为这个时代的祸害。所以,这个时代欠缺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的内心健康和品格问题。文学成就的大小和艺术价值的高低,与作家的名声、威望和社会地位不一定成正比,历史已证实这一切。荷兰数年前出版一位作家专写《放屁》原因、声音等的书……销路很好,我觉得他本人也是在“放屁”。很遗憾,作为一个作家,他只重视生理放屁现象,却无法意识到许多人的嘴和笔筒在放着灵魂之屁哩。物是渐变渐成的,我们就生存在渐变渐成腐味的世界里。商品社会的空气、食水、生态失去平衡、建筑材料中的等等化学污泥现象已引起世人的关注,可是,多少人关注文化污泥呢?西方文化污泥成灾。走进书报店,色情淫秽书刊杂志配合着一帧帧低级无聊的照片:裸体照、性技巧、性工具、同性恋、人兽恋等等,人类除了性好像就没有别的生存内容了。大陆自改革开放后,道德观念不是向前而是滑后,“拜金主义”、“金钱第一”思潮冲击和淹没了高尚和崇高的东西,淡化了羞耻感、道德观。商人如是,写作人如是,出版界如是……一切以钱为准。几乎是“精神意识”决定了“存在意识”。社会的进步无不归功于脑力的伟大,没有脑的先期活动便没有行动;没有高尚的意识,世上就没有真善美。意识形态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无可否认,制造文化污泥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是“色情狼”,大多数是为了钱,当然,还因为有人喜欢这样的作品。透澈地说,是人的素质问题。一个正派的人决不会对淫秽下作的东西感兴趣,因此,提高人的素质是抵挡文化污泥的关键。传统文化中的“孝悌忠信”(四德)、“礼义廉耻”(四维),值得借鉴。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光潜认为一个人在创作和欣赏时表现的趣味高低主要是由资禀性情、身世经历、传统习尚三个因素决定,“根据固有的资禀性情而加以磨砺陶冶,扩充身世经历而加以细心的体验,接受多方的传统习尚而求截长取短、融会贯通。这三层功夫就是所谓的学问修养。”他说:“文学本身上的最大毛病是低级趣味。所谓低级趣味就是当爱好的东西不会爱好,不当爱好的东西偏特别爱好。” 确切地说,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作家,关键是作家要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物质世界里既然有名牌、次货之别,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同样存在档次品味的差异。然而,因读者的素质志趣不同,对艺术的审美视角观念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艺术世界永远存在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的现象。唯悠悠历史,能够传承下来的还是那些给人启发、于人有益的东西。 2008年诺贝尔文学得主克莱齐奥(j.m.g .le clezio )“自小就为了逃脱丑恶世界而转向写作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观的激烈抗争中,投身于文字语言纯美而洁净的天地间。自由,快乐,悲伤都由自己选择,不像在世界那么被动。”我觉得自己性情和他相似,如出国,“这一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对艺术和世界的看法,改变了我和人交往的方式,改变我的衣食住行,改变了我的爱,我的梦----”“现已具全球文化视野----跟当代保持一定距离,他总是四处在看,在思考。” (邓中良,文艺报08年12月27日)。克莱齐奥得奖的原因是远离名列,不跟市场走。“关注人,困境中的人,被现代文明抛弃的人,在现代文明中被压抑的人”。在美国的一些作家中,如巴塞尔姆、约翰•巴思、冯内古特等人认为文学已进入末途,因而,他们在作品中不外是调侃、狂想、嬉闹表现自己而已,对假丑恶付之一笑,对未来不知所措。但我相信世界上仍然有真理和真善美的存在,不然,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呢?人类活着不也徒然么?那么,艺术到底是什么东西,人类为何需要艺术。人之与动物有别是因为人有意识思想,文学是人的产品,人立足于社会,假如文学没有精神,不能直面人生生存状况与存在的价值并发出质疑与呼喊,文学还有什么价值与生命?艺术能跨越金钱、地位以及人的情感因素而长存于世,大概就是人类通过对艺术的触摸、聆听、观赏、品味后能令人心宽神驰,获得美的享受与思想启迪,也就是说,人是有情有性有思想意识的高等动物,艺术能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 文学精神来自良知与信仰,但这个时代不容易做到这一点,这个时代充满浮躁、诱惑、彷徨,作者和读者均难有艺术的栖息地。何况精神这东西难以做作,需要寻思、思考、沉淀与提升。何况作品的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写法均与作者的人生观艺术审美尺度有关。再说,语言如建构房子的材料,若主题结构毫无意义,再华美动人的语言和修饰也会令房屋摇晃而不能久留。然而,由于人的素质、品味与需求不一样,社会也需要一些娱乐性质的文学,但那是文学“玩具”,不是精神粮食。尽管它是多数人喜欢的东西。崇高的精神具有永恒与价值的意义。然而,最好的精神也不等于是艺术,有目的的图解精神的作品不是好作品,但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必然具有独特的精神思想和艺术表现。文学没有国界也没有指挥官,无论在祖国或在海外的作家,本质是一样的,对于文学精神,可以在乎,也可以不在乎。但愿有良知的作家,无论外界如何诱惑、纷杂多变,走自己的路,保留心灵的一片净土而不同流合污。

林湄1989年与外国记者采访中

当文学遭遇“财富”
没有经济的发展自然无法顾及文化艺术的建设和文明。杜甫在《百忧集行》写道“归来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足见人类首先得解决安身立命问题才谈得上精神生活,只是,一味强调经济发展和钱的作用也很危险,因为世上没有绝对和永恒不变的人与事, 此外,钱的价值是有限的,经济带来的财富填补不了人类心灵的空虚,人之高于动物是因为人有思想和情感,还有境界之说。何况经济发展必然引发争名夺利,相互挤压、击伤等现象,还有空气污染、人性浮躁、扭曲等负作用。所以,经济发展不能真正改变人类的命运,人们依然生活在迷茫、恐惧、烦恼和不安中,谈不上人的尊严和幸福。反之,经典的知识文化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则不容易亲近意义和价值。 科技信息越发展,现代人创造的财富花样越来越多,但无法提供人类的“爱”和“情感”。还有,人是一种无常的存在,道德和真理不是物质造成的,而是心灵营造的结果,即精神问题。崇高的精神财富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不会腐烂毁坏和垂老,能在人类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流传,给人启迪或获得一种物质世界所替代不了的祥和、安宁和愉乐。物质财富和看不见的精神财富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是人类对其的审视角度和觉察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那么, “财富”和“灵魂”问题,难道永远不相与共?这方面,犹太人较为明智,懂得钱的重要,又懂得使用钱,他们十分重视教育和慈善工作,可见,价值和目标全出于观念。于是,初夏我在回应滨海新区给作家出题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元素”里,提倡不随俗、不功利、减少欲望和贪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灵性这东西必须在简约无喧的环境里才能得以舒展和生存。可惜,现实却像参会的米克作家所说那样,文商多庸俗,只知道知名度、履历和畅销否,少有如伯乐、席勒那样的眼光去挖掘发现真正的智慧和价值。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的老子精神已不被重视,当下市场上的泛艺术现象和垃圾文化太多了,缺少经典文化和作品。因而,有志于从事文化艺术和写作的人们,面对新环境新市场只能自律、拒绝诱惑,恢复古典主义精神,远离喧闹和市侩,坚持独立特行、认真执着走自己的路。试看古今中外真正的文化大家和精英分子生前都是孤独寂寞的,虽在漫长的精神领域里寻思追求中有眼泪、痛苦、挫折和不幸,但他们的内心是平和、安宁和充实的,用塞纳万斯的话来说,“正因为他们的‘贫穷’,才令世界富足”。这次回国虽然时间短暂,但每当走进喧闹的街道和人群时,不由想到在异国它乡多年的湖畔岁月,那是我体悟“书趣”“天趣”“独趣”的乐园,无论世界多么的风采热闹,我心安静。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在此与朋友们一起分享:其实,只要心志清寂,以上“三趣”便可在任何地方营造和长存。

 
论坛现场

经历成就了我的“梦”
王红旗:您的长篇小说《天望》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2004年秋问世后曾在《欧洲时报》全文连载,引起海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Charles Willemen曾撰文称赞:“在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天望》是一部“坐云看世景”的优秀小说。” 这与您的传奇经历、睿智与淡泊的心灵境界有关吧?请谈谈您的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好吗?
林 湄:作家的经历就是财富。我经历了人生的三大阶段,即:分别在社会主义社会、殖民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在每一个阶段里,我都是从零开始,仗着“希望”工作和生活。 “睿智”与“淡泊”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慧根和千锤百炼的过程。经历对我认识世界的角度、宽度、高度有着一定的影响。因为自己不太适应这个现实,又不愿随俗,常常感到失望甚至痛苦,又无法改变它,只好将现实、理想与思索分开,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寻找美好和渴望的东西。也许,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一生崇尚真善美,所以屡经挫折仍不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王红旗:您是否可以把自己出省出国出洲的传奇经历给大家讲述一下呢?
林 湄:可以。第一阶段:在大陆,由于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因而,大红大紫后,便有大难大悲,充满戏剧性。无奈啊,许多事情由不得我自己。当时的社会是被扭曲的,我个人则很纯真幼稚,自然出现一段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感悟。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在无可奈何中离开故乡走天涯。第二阶段:移居东方明珠——香港。这是一块殖民地,文化、世俗、人情、政治、经济对我来说都很陌生和奇特,需要重新适应环境,我感到格格不入,随之连家庭都适应不了这个环境,最终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第三阶段:我再次向自己挑战,向命运挑战,只身远离香港,独闯欧洲。几经艰辛才获得今天的安宁处境。
王红旗:《天望》的诞生,是您历经生命坎坷磨难,对东西方文化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探究,对人类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深度思考,从不同文化裂变与融合的人类生存风景中,发现生命的独立精神存有价值与美善的意义。就像您在《天望》序言里所说的“肉体可以漂泊,文化乃是人的灵魂、精髓,不但不能漂泊,反而跟随着您的一生。” 这里的“文化”是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普世人类文化,指向人类未来以大爱家庭范式的和谐共荣与新生。
林 湄:文化离不开民族性,民族性离不开血缘、教育、民俗习惯甚至地理环境,通俗说就是“根”,是生命起初的形体和原本,割切就是死,但可以移植,移植后的生存形态和质量自然与过去不同,这是一道特殊的景观:有的入乡随俗;有的不适应被掏汰;有入俗而变异的;有通过生存感悟从而产生一种有价值的超形体的新状态。漂泊、经历只是外因,能否达到超越“自我”和“他者”的境界,关键是内因,包括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和自身学识、能力、情操以及追求档次等问题。一般来说,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在认识世界和自我方面较有悟性。
王红旗:您在关注人类命运走向的同时,更加关注海外华人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处境。特别是小说中的微云、虹、阿彩、海伦、嘉嘉与翠芯等女性形象,她们的孤独、恐惧、忧郁、快乐,委屈、无助、无奈、沉沦、迷途、自救、挣扎与超越之心灵状态都能够掂出质的分量。如明察秋毫般被显现得淋漓尽致。您叙写她们为获得异国身份而表现出对爱情、婚姻与性的功利与实用的背后,不仅隐藏着漂流中难以言说的辛酸与苦痛。而且其真诚关爱与毫不留情使人物更具“成为您自己”个性色彩。您怎么看在现实生活里那些嫁给外国人的中国妻子们,她们的思想和习惯是如何磨合的?
林 湄:每位女性移民的身份、年龄、学业程度等条件均不一样,所以新的生存环境和状况是千差万别的、求生想法和途径也大径相异。嫁给外国的中国女人,原因很多,有些是真爱,有些仅仅是为了生存――取得外国的居留权,也有因虚荣心或贪图享受的缘故。在我的长篇小说《天望》里,已经有这样的表达,微云早期依赖思想重,代表大多数女性的性情;虹自己没有什么本事,喜欢借光自照,靠丈夫高学历高收入颐指气使;阿彩精明有心计,将婚姻看成生意经,功利又现实;海轮在历炼中良知复醒了,决意开创新生活;嘉嘉自甘平庸没有自信,赖穷丈夫生存又羡慕别人的富有;翠芯虽然嫁了个普通的底层洋人,却喜欢在人前招摇招骗。可想而知,婚姻家庭磨合的形式、内容和幸福指数,取决于各人的需求、思想和素质。当然,也包含着“运气”,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环境和人会变化,而人心是何其的难测。
王红旗:小说就是以华人女性微云为了居留权,在异国与弗来得的新婚初夜拉开序幕的。微云与弗来得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代码与象征,有着丰富的文化隐喻。这场别样的新婚“初夜”,就仿佛是东、西方文化的“和亲”仪式。小说开始就从哲学高度,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内核、源头与异同,从而奠定了《天望》行而上的基调。
林 湄: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形而上,因为它是一种精神导向,即救赎意识,没有一定悟性的人是很难理解我的作品的。
王红旗:读完小说掩卷沉思,更感觉到微云与弗来得就是从遥远的东、西方文化精神“原乡”里走来,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共存着善良与爱心。这是人类可以和谐共荣的朴素基因,也是他们在经历坎坷与磨难者后心灵共鸣的根本原因。微云来自中国南方海边的小渔村,骨子里传承的是海神妈祖的血脉。她为更好的物质享受而“逃离”乡土,闯进“欧洲大陆”本也无可厚非,因为丰厚的物质能给人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保障与安逸。她的“自我”生命价值缺乏精神理想性,为物质享受而依附或丧失“自我”的心理是被扭曲的,纯朴的善良与真爱仍是她灵魂的底色。因此,她携带的人类“原乡”精神文化,会在物质与精神、情感与人格的矛盾冲突中,唤醒她内在的最优秀“自我”人格。其实微云是上世纪90年代出国潮数以万计的中国女性的典型代表。
林 湄:人类天性贪婪不易满足,不愿安分守己,缺乏自知之明,喜欢比较向往高贵,尤为女性,虚荣、幻想、心计、妒忌和依赖性比男人重,因而,更容易被未知的事物所诱惑或迷惑,遗憾的是,错了后悔没用,失去的不易重获,人们只能在实践和经验中醒悟,竭力适应社会、完善自己。一般说来,真正出国为实现理想抱负、求知求识的女性不多,大多数为了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出国,也有盲目随大流或在原国受到各种伤害刺激,愤而出走的。如上所说,不同的身份教养和追求,决定了各人不同的价值道德的“底线”。
王红旗:您在《我的财富观》里谈到的观点,引证了尼采曾经说过贪图享乐永远是人性中的劣质而非高贵部分,物质只有作为向人性完美过渡的桥梁才是可取的,否则人就丧失了在世间活着的根本价值,在当代的社会意义。弗来得是来自“欧洲大陆”的乡村农场主。他的“太爷有西班牙血统,太奶有英国人血统,母亲有印尼人血统”,血液里有着多样人种的基因、欲望与性情,有着对基督教的绝对信仰。他既不解现世的物质欲望至上正在瓦解着人们对“上帝”信赖,更不解宗教本身片面强调对“上帝”的信仰变成对人性的奴役,破坏了人性的完整与和谐。就自愿放弃舒适的乡土生活,离开故乡小镇、小教堂与W牧师,为获得“天国大奖”、传播“宗教之爱”而四处奔走流浪。这个理想主义的救世者形象,与20世纪的欧洲被现代科技、财富与欲望异化了的缺少人格、如同机器或性自由狂的现代都市人而言,具有独特而鲜活的文化冲击力。虽然他的宗教信仰不再纯粹,但真诚与善良的爱却保存了宗教文化的核心要义。在微云与弗来得这两个人物形象里寄托着您的救世理想。
林 湄:弗来得的所思所想是欧洲传统文化的核心,即基督教思想。他不是“不解现世的物质欲望至上正在瓦解着人们对上帝信仰”,相反,因受祖父和W牧师的影响加上自身的追求,愿意放下自己如同中国式的侠士“行道”。在他心目中,时下已不是离经叛道的问题,而是人类日益走向“绝境”而无所觉察无所警惕的可叹和可悲。确切地说,“天国的大奖”是一种反省、反思和呐喊,为得是人类的苏醒:人的幸福、情感和命运不能仅仅依附物质财富和肉身的享乐,灵魂的富足和高贵才是人生美好的依附和归宿。
王红旗:我认为,如果“天国大奖”不只是限于宗教意义上的,是建立在整个人类之上的一种精神信仰。您这样讲我是可以理解的。
林 湄:人类的物质需求是很有限的,但人本性是无止境的贪婪。照基督教思想,人类本性决定无法自救,需要它救,正像社会需要法律来限制人的恶行一样。“它救”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需要有人宣传、呼喊和实际的工作,弗来得就是从事这种工作的一个成员。在西方,像弗来得这样的真实人还很多,他们视那些贪婪者为无知,而贪婪的人却取笑他们为无知,这就是人类社会特殊的光景,且永远没有胜负的答案。
王红旗: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悖论哲学。人类必须在“他救”与“自救”中,一代一代地矫正那些损害着人类向崇高目标前行的东西,才能获得进步的希望。

 
林湄1998年拍于荷兰大花园

文学写作成了我生命的支撑点

王红旗:生活给了您那么多苦难,您为什么还要继续拥抱文学?
林 湄:当我处在苦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抱怨,甚至怀疑有没有“命运”这东西,然而,时过境迁后,回头再品味苦难时,才深深体会到古圣贤说的“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不喜欢数学和理科,小学毕业就是靠作文满分上中学的,中学时期的作文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张贴班上,由于“命运”,到了中年才回到文学的位置上。从此,文学成了我生命的支撑点。
王红旗:读您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泪洒苦行路》和《漂泊》,反映了在异乡漂泊的不同女性的命运,字里行间流露女性的坚韧和母爱的承担意识。瑞沁、吉利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形象。
林 湄:我本身是女性,有自己的丰富经历,对女性命运有体会有感悟。倾注于作品里的女性人物是来自现实的,她们的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泪洒苦行路》里的三位女性都是生活里的影子。《漂泊》中的吉利要揭示的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女性处逆境中更能体现其文化素质与人格魅力。迪克从偶遇、同情到产生爱意,在帮助吉利度过难关的过程里,发现了中国女性忍辱负重、温柔体贴的美德,然而,当吉利事业有成后,迪克自觉不配时,吉利用理解和爱去扶持对方,创造新生活。
王红旗:作家往往从女性的命运出发关注人生、思考社会,从《泪洒苦行路》到《漂泊》,都在描写不同女性不同的生存状况、困惑和迷失。生活现实中也处处可见她们的身影。
林 湄:瑞沁是洁身自爱、自强不息的女子,她在男权社会里的道路是何等艰难。风萍是被男性欺骗想报复男性又被男性愚弄的女性。多丽是现代女性,不受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束缚而游戏人生。这三种女性的道路可以回答娜拉离家出走后女人的命运――有的人勇往直前,带着母性的博爱与坚韧,一路坚持到底;有人走到半路吃不了苦又回头;有人在游戏人生中自我迷失。
王红旗:您把娜拉出走后的问题演绎到一个探讨跨国界发展的哲学层面。吉利与迪克的中外恋情,证实了人类社会应该是互助互爱、互相支持的,体现了东方女性忍辱负重、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林 湄:是的,女性只有壮大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男女两性的结合没有谁强谁弱的问题,是缘分让他们走到一起。但从女性艰难漂泊的生涯里,可以看到女人的路比男人艰难。她们在生理上比不上男人强壮外,却于义务和责任比男人更繁重、更多的压力和付出,因而在其性情里体现出传统文化上的缺憾与精华也比较明显,如长篇《浮生外记》,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女性,其生存状况和所思所求不仅大径相庭,反映出的命运和人格魅力也是各式各样的。
林湄拜访汤一介、乐黛云先生
 

文学——人类救赎的一种方式
王红旗:您希望通过作品给予读者一些什么?
林 湄:我要告诉读者,如果您对现实很不满,或者您的人生道路非常坎坷,不要绝望,不要灰心。这个世界哪怕是95%的地方是污浊的或灰暗的,但还有5%是光明的、圣洁的,美好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历史才会前进。尤其是女性,要正确对待挫折,不要面临挫折就自暴自弃,应该从挫折中认识社会、学好功课,化挫折为奋飞的动力。
王红旗:支撑您这样思考的,或者说支撑这样坚强信念的是什么?
林 湄:其一,与我年轻时候读的古圣贤书以及我的人生经历有关,其二,因为我有宗教信仰。即让“有限”接触“无限”,实际上是指人与自然、宇宙的一种和谐关系。当一个人无法适应混沌的社会现实时,容易处于迷茫、彷徨、失落、消极状况,宗教能净化人的心灵,让人心平气静地观望世情,从混沌中提升到一个高度,从而扩大心胸和视野,不仅学会自审、审人,更学会自度、超越,并在关注自身命运中不忘思考灵魂特性和大生存意识。
王红旗:您认为弗来得因有宗教意识,才会走出自身处境,关爱众生,想得“天国的大奖”?
林 湄: 确实,弗来得是个救赎形象。在世人眼里,他是个堂吉柯德式的傻子,但在他眼里,世人是傻子。他们日夜忙碌,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希望得到什么,是否得到,得到了又是否快乐?弗来得的形象的寓意是多重的。他有着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自傲与偏见,又有着宗教朴实的真诚与爱心。唐吉柯德只能在孤独中郁郁而死,而弗来得用真诚的爱得到了微云的爱,生命奇迹般的得到了复活。他当初有眼睛而不识“自我”与“他者”,而后来眼睛瞎了,“心眼”却明亮起来。
王红旗:在《天望》的人物形象里,您是如何体现信仰在人生中所起的作用?
林 湄:如果您是一个聪明的人,信仰会让您从聪明进入智慧。卡亚没有信仰才会性乱而无感觉;罗明华半信半疑,于是和神讨价还价,实惠又功利 ,得意时赞美,失意时抱怨 ;弗来得信仰坚定,是个为信仰生存的人。微云敬仰海神,在她的意识里“天”即良知问题,所以有驯服、感恩的意念,而不是一个忘恩负义,或像虹一样自身没有专长,仗男人权势,狗眼看人的心态。天人相望时,人的良知才会被触动,世俗生活里,许多人的良知是蒙昧沉睡的,人可以蒙骗人则蒙骗不了良知,W牧师生前是众人敬仰的长者,死后灵魂则不愿离开他,虽经忏悔求解脱,但嘴里则爬出许多小黑虫,这些小黑虫的隐喻是深沉广义而又耐人寻思的。
王红旗:小说中的弗来得,微云,他们之间的信仰对他们的人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现实信仰、宗教信仰与文化信仰的关系是什么?
林 湄:弗来得的信仰与灵体、生死意识有关,是精神的东西。他出生于富裕的家庭,却视万物如粪土,看到世上千色万相实为空的前景,才会思考永生问题,作世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微云的信仰是现实的,重视财富和家庭,到了西方不能如愿以偿时便信念动摇甚至抱怨,或想改变对方,最终则被对方的行为语言所感化,从而接纳新的意识和信仰。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虽神奇奥妙,却高于民族与文化,尽管科学一时难以证明,但科学无法证明的东西不等于没有,加上宗教的核心是良善、正直、公义,有安慰有希望,唤醒悟性、给人精神力量,令灵魂有所栖息,心灵安详平和宁静。(极端分子或利用宗教行坏的人士不在此范围)。至于现实信仰,多崇拜物质财富,不属于宗教信仰范畴。
王红旗:这两者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物质的,结成婚姻与家庭,您极力在小说中体现他们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思想境界?
林 湄:人不可离开物质世界,只是,人生存需要的物质要求是有限的,作为人,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世界,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往往颠倒这种关系,物质的欲望无穷无尽,充斥在每段时间和每个空间里,精神则是贫乏的、空虚的、甚至是俗不可耐的。
王红旗:小说里写了不少中国人与外国人,这种异质文化的冲突您是表达的非常到位,期间要表达怎么样的一种情结?书中人物形象是要表达什么样的文化意义?
林 湄:无论哪种文化和哪样的肤色,人类具有共性与个性,美好的东西是人类共同向往的、追求的,因为美是超国界、超种族的。假、丑、恶是人类共同唾弃的东西。在科技发达、信息膨胀的转型时期,“地球村”上的多元文化以及因此引发的种种社会、心理、种族等新景象,是值得关注的。
王红旗:在这个基础上,人类的和谐与和平成了一种希望和渴望。微云和弗来得就是人类和谐与和平的化身,他们由互相碰撞、对抗、摩擦、抱怨——最后达到互相宽容、接纳与融合,走到一起了。这是世界文化大融合的理想。
林 湄:是的。生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需要理想,需要共识和希望,人类才能勇往直前。
王红旗:我觉得您是一个人类灵魂的苦苦追寻者。《天望》一直在寻找人类精神的出路和境界问题吗?您是否在《漂泊》的人物命运里寻找生命的支撑点?这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层面的问题。
林 湄:是的。人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天在俯视这个世界。在文化、信仰、性别的差异里,人们一次一次的否定融合,一个又一个的希望被挫败,我没有办法跟人类对话,只好和天对话,跟自然对话,跟宇宙对话,跟自己对话,跟作品对话。在焦虑和绝望中寻找光明和美好。
王红旗:您所指的“天”是什么?
林 湄:我所指的“天” 是个超验的东西。通俗地说,是一个人的良知问题,比如W牧师可以欺骗世人却欺骗不了良知,最后去世时,原形暴露了。
王红旗:我认为您的《天望》将您自己的各方面人生经历融会贯通,来呈现对人类社会深厚的终极关怀,为当代正在急剧裂变的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注入了新的希望,无论从新移民小说还是世界文学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请谈谈您创作《天望》的初衷?
林 湄:有一些评论家是这么说的。我想,社会上的文化垃圾太多了,我尽力去创作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留给后人。亚里士多德说“形式与物质是不能分离的”,《天望》具有现实与梦想,宗教与世俗,科学与情感,纪实与虚构,本义与喻义,彼岸与此岸,中外文化等多种文化含义,以小说、诗、散文等联缀而成的一幅幅画卷体似的文学艺术。
王红旗:我认为《天望》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您谈谈为什么要这样结束?
林 湄:弗来得为了“天国的大奖”,散失钱财,身受重伤,当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小教堂也被哥哥伊理得铲毁后,即进入植物人状态,哥哥为了拯救他,聘请美国一流医生、甚至不惜代价购买太空站新制药物,但均告失败,毫无效果,说明科技发展并不能改变人类的情感和命运。是微云的泪水充满了他的枕头,温暖了他的心,是真诚热烈的爱吻,唤醒了他的生命。说明只有爱,才能令世界和谐平安。可惜,他俩重获幸福不久,哥哥依理得因生意失败而神情模糊(火形D代表锁),说明“希望” 和 “失望”本是相克相成的,“得”与“失”循环才是人生的真谛,那么,救人比创造财富更重要,更有价值和意义。
王红旗:我终于理解您常称自己是“边缘”作家的理由了。您接受了完整的东方教育,又在西方生活了数十年,对东西方文化都有真切的体验和深入的观察,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距离感与责任感,才能产生关于人类向何处去的天人相望的话题。十年享尽寂寞与孤独,追寻人类精神的真谛,该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坚韧的毅力、淡泊与宁静!在这样一个浮躁追名逐利的文化环境里,您用文学来拯救人类的精神,呼唤人类精神之大爱,探索新型的人类文化关系和新型的两性关系,让人们看到人类地球村的理想社会,难怪有评论家说您的《天望》是世界文学中独一无二的。随着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我衷心祝愿小说《天望》能受到更多方面的关注。也希望《天望》的姊妹篇《天外》早日问世。

硕博士生问答现场

在首都师大与硕博士生的问答
张 弛:村上春树曾在《挪威的森林》里提到,看某个作家的作品是否能站住脚的标准,要看他的作品在他死后30年是否能被读者接受并流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 湄:我认为不能用30年时间这个标准来衡量某个作家的作品。柳如是的作品在她死后800年后才被发掘而很有影响。张爱玲的作品在她一去逝就轰动了。 文学作品的价值需要时间来筛选,至于需要多少时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总之,任何时期,经得起锤敲、真正留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是不多的。
张 弛:刚才您讲了从事文学的一些经历与阅历,包括有很多从事文学的人都有丰富的阅历。其中,有坎坷经历的人,这些坎坷成为他们写作的丰富资本。您认为从事文学和阅历有关吗?
林 湄:肯定是有关系的。可以这样说,一些坎坷的经历会阻碍一些作家的创作,使他们不能或不愿继续写下去。而有些人,坎坷经历令他有创作的欲望,并成就了他。
李慧波:刚才听您讲了之后,觉得一个作家不仅要有才华,还要有毅力,真的不容易。在五六十年代,当时的学生可以结婚吗?如果可以,华侨在择偶方面一般都倾向找什么样的人呢?找华侨的人多还是找国内的人多?
林 湄:一般说来,华侨比较喜欢找华侨。因为很多事情容易沟通,另一方面生活水平也相近。尤其侨乡,选择的机会就更多了。李慧波:当时华侨举行的婚礼有没有受国内婚礼的影响?国内婚礼是比较简单的。
林 湄:当然有。当时婚礼很简单,给大家分糖都很高兴。穿蓝的、灰的衣服,拍张照片,就算结婚了。
李慧波:当时在国内,离婚是不齿的,华侨婚姻有没有这种情况?
林 湄:有。华侨离婚也是要被耻笑的。
谭 君:您对伤痕文学怎么看?
林 湄:文革东西应该写,毕竟是一段历史。我将来可能也会写,但出发点或写法或许有些不同。因为我们要对中华民族文化和自身要有反省精神。不但要反省,还需要忏悔精神,其实,忏悔一点都不羞耻,忏悔意识和国家的文化背景和信仰有关系。伤痕文学值得写,关键是怎么写。
谭 君:那您认为伤痕文学的整体意义是趋向好还是趋向坏呢?
林 湄:当然是趋向好了。因为有一些东西用文笔记录下来,可以给后人了解和借鉴。如果不记录下来,很多东西又被遗忘,又被重复。
王玉娇:您对文学的坚持特别感动我。如果我也想做文学,您有什么建议吗?
林 湄:要走这条路得有思想准备,即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我之所以坚持到今天,除了喜欢文学外,意志很重要。每一次在人生重大变动时遇到很多困难,靠意志战胜它,跨越之。要坚信这个世界邪不能胜正。俗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在现实社会里“种”和“得”不一定成正比,关键是你付出的过程感到满足和愉快,这就够了。要经得起挫折,不要碰到一点困难就收缩了,并在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相信任何人的成功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也不要旁观外物,潇洒安静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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