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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成就了我的文学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1-06-28  发表评论>>

经历成就了我的文学

王红旗:您的长篇小说《天望》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2004年秋问世后曾在《欧洲时报》全文连载,引起海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Charles Willemen曾撰文称赞:“在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天望》是一部“坐云看世景”的优秀小说。” 这与您的传奇经历、睿智与淡泊的心灵境界有关吧?请谈谈您的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好吗?

林 湄:作家的经历就是财富。我经历了人生的三大阶段,即:分别在社会主义社会、殖民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在每一个阶段里,我都是从零开始,仗着“希望”工作和生活。 “睿智”与“淡泊”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慧根和千锤百炼的过程。经历对我认识世界的角度、宽度、高度有着一定的影响。因为自己不太适应这个现实,又不愿随俗,常常感到失望甚至痛苦,又无法改变它,只好将现实、理想与思索分开,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寻找美好和渴望的一切。我一生崇尚真善美,所以屡经挫折仍不失对美好境界的追求。

王红旗:您是否可以把自己出省出国出洲的传奇经历给大家讲述一下呢?

林 湄:可以。第一阶段:在大陆,由于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因而,大红大紫后,便有大难大悲,充满戏剧性。无奈啊,许多事情由不得我自己。当时的社会是被扭曲的,我个人则很纯真幼稚,自然出现一段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感悟。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在无可奈何中离开故乡走天涯。第二阶段:移居东方明珠——香港。这是一块殖民地,文化、世俗、人情、政治、经济对我来说都很陌生、特别,需要重新适应环境,我感到格格不入,甚至连家庭都适应不了这个环境,最终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第三阶段:我再次向自己挑战,向命运挑战,只身远离香港,独闯欧洲。几经艰辛才获得今天的安宁处境。

王红旗:《天望》的诞生,是您历经生命坎坷磨难,对东西方文化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探究,对人类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深度思考,从不同文化裂变与融合的人类生存风景中,发现生命的独立精神存有价值与美善的意义。就像您在《天望》序言里所说的“肉体可以漂泊,文化乃是人的灵魂、精髓,不但不能漂泊,反而跟随着您的一生。” 这里的“文化”是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普适人类文化,指向人类未来以大爱家庭范式的和谐共荣与新生。

林 湄:文化离不开民族性,民族性离不开血缘、教育、民俗习惯甚至地理环境,通俗说就是“根”,是生命起初的形体和原本,割切就是死,但可以移植,移植后的生存形态和质量自然与过去不同,这是一道特殊的景观:有的入乡随俗;有的不适应被掏汰;有入俗而变异的;有通过生存感悟从而产生一种有价值的超形体的新状态。当然,漂泊、经历只是外因,能否达到超越“自我”和“他者”的境界,关键是内因,包括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和自身学识、能力、情操以及追求档次等问题。一般来说,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在认识世界和自我方面较有悟性。

王红旗:您在关注人类命运走向的同时,更加关注海外华人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处境。特别是小说中的微云、虹、阿彩、海伦、嘉嘉与翠芯等女性形象,她们的孤独、恐惧、忧郁、快乐,委屈、无助、无奈、沉沦、迷途、自救、挣扎与超越之心灵状态都能够掂出质的分量。如明察秋毫般被显现得淋漓尽致。您叙写她们为获得异国身份权而表现出对爱情、婚姻与性的功利与实用的背后,不仅隐藏着漂流中难以言说的辛酸与苦痛。而且其真诚关爱与毫不留情使人物更具“成为您自己”个性色彩。您怎么看在现实生活里那些嫁给外国人的中国妻子们,她们的思想和习惯是如何磨合的?

林 湄:由于每位女性移民的身份、年龄、学业程度等条件均不一样,因而,新的生存环境和状况是千差万别的、求生想法和途径也大径相异。嫁给外国的中国女人,原因很多,有些是真爱,有些仅仅是为了生存――取得外国的居留权,也有因虚荣心或贪图享受的缘故。在我的长篇小说《天望》里,已经有这样的表达,微云早期依赖思想重,代表大多数女性的性情;虹自己没有什么本事,喜欢借光自照,靠丈夫高学历高收入颐指气使;阿彩精明有心计,将婚姻看成生意经,功利又现实;海轮在历炼中良知复醒了,决意开创新生活;嘉嘉自甘平庸没有自信,赖穷丈夫生存又羡慕别人的富有;翠芯虽然嫁了个普通的底层洋人,却喜欢在人前招摇招骗。可想而知,婚姻家庭磨合的形式、内容和幸福指数,决定于各人的需求、思想和素质。当然,也包含着“运气”,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环境和人会变化,而人心是何其的难测。

王红旗:小说就是以华人女性微云为了居留权,在异国与弗来得的新婚初夜拉开序幕的。微云与弗来得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代码与象征,有着丰富的文化隐喻。这场别样的新婚“初夜”,就仿佛是东、西方文化的“和亲”仪式。小说开始就从哲学高度,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内核、源头与异同,从而奠定了《天望》行而上的基调。

林 湄: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形而上,因为它是一种精神导向,即救赎意识,没有一定悟性的人是很难理解我的作品的。

王红旗:读完小说掩卷沉思,更感觉到微云与弗来得就是从遥远的东、西方文化精神“原乡”里走来,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共存着善良与爱心。这是人类可以和谐共荣的朴素基因,也是他们在经历坎坷与磨难者后心灵共鸣的根本原因。微云来自中国南方海边的小渔村,骨子里传承的是海神妈祖的血脉。她为更好的物质享受而“逃离”乡土,闯进“欧洲大陆”本也无可厚非,因为丰厚的物质能给人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保障与安逸。她的“自我”生命价值缺乏精神理想性,为物质享受而依附或丧失“自我”的心理是被扭曲的,纯朴的善良与真爱仍是她灵魂的底色。因此,她携带的人类“原乡”精神文化,会在物质与精神、情感与人格的矛盾冲突中,唤醒她内在的最优秀“自我”人格。其实微云是上世纪90年代出国潮数以万计的中国女性的典型代表。

林 湄:人类天性贪婪不易满足,不愿安分守己,缺乏自知之明,喜欢比较向往高贵,尤为女性,虚荣、幻想、心计、妒忌和依赖性比男人重,因而,更容易被未知的事物所诱惑或迷惑,遗憾的是,错了后悔没用,失去的不易重获,人们只能在实践和经验中醒悟,竭力适应社会、完善自己。一般说来,真正出国为实现理想抱负、求知求识的女性不多,大多数为了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出国,也有盲目随大流或在原国受到各种伤害刺激,愤而出走的。如上所说,不同的身份教养和追求,决定了各人不同的价值道德的“底线”。

王红旗:您在《我的财富观》里谈到的观点,引证了尼采曾经说过贪图享乐永远是人性中的劣质而非高贵部分,物质只有作为向人性完美过渡的桥梁才是可取的,否则人就丧失了在世间活着的根本价值,在当代的社会意义。弗来得是来自“欧洲大陆”的乡村农场主。他的“太爷有西班牙血统,太奶有英国人血统,母亲有印尼人血统”,血液里有着多样人种的基因、欲望与性情,有着对基督教的绝对信仰。他既不解现世的物质欲望至上正在瓦解着人们对“上帝”信赖,更不解宗教本身片面强调对“上帝”的信仰变成对人性的奴役,破坏了人性的完整与和谐。就自愿放弃舒适的乡土生活,离开故乡小镇、小教堂与W牧师,为获得“天国大奖”、传播“宗教之爱”而四处奔走流浪。这个理想主义的救世者形象,与20世纪的欧洲被现代科技、财富与欲望异化了的缺少人格、如同机器或性自由狂的现代都市人而言,具有独特而鲜活的文化冲击力。虽然他的宗教信仰不再纯粹,但真诚与善良的爱却保存了宗教文化的核心要义。在微云与弗来得这两个人物形象里寄托着您的救世理想。

林 湄:弗来得的所思所想是欧洲传统文化的核心,即基督教思想。他不是“不解现世的物质欲望至上正在瓦解着人们对上帝信仰”,相反,因受祖父和W牧师的影响加上自身的追求,愿意放下自己如同中国式的侠士“行道”。在他心目中,时下已不是离经叛道的问题,而是人类日益走向“绝境”而无所觉察无所警惕的可叹和可悲。确切地说,“天国的大奖”是一种反省、反思和呐喊,为得是人类的苏醒:人的幸福、情感和命运不能仅仅依附物质财富和肉身的享乐,灵魂的富足和高贵才是人生美好的依附和归宿。

王红旗:我认为,如果“天国大奖”不只是限于宗教意义上的,是建立在整个人类之上的一种精神信仰。您这样讲我是可以理解的。

林 湄:人类的物质需求是很有限的,但人本性是无止境的贪婪。照基督教思想,人类本性决定无法自救,需要它救,正像社会需要法律来限制人的恶行一样。“它救”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需要有人宣传、呼喊和实际的工作,弗来得就是从事这种工作的一个成员。在西方,像弗来得这样的真实人还很多,他们视那些贪婪者为无知,而贪婪的人却取笑他们为无知,这就是人类社会特殊的光景,且永远没有胜负的答案。

王红旗: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悖论哲学。人类必须在“他救”与“自救”中,一代一代地矫正那些损害着人类向崇高目标前行的东西,才能获得进步的希望。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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